“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第一次會議開會地點是在日本的旅遊勝地箱根。日本方麵參加的有日本政府首席經濟顧問大來佐武郎，企劃廳常務次官宮崎勇（後來到企業中任職），興業銀行調查部長小林實（後來升任常務董事，現已故）等，這三位多次來我國，我在報告中強調中國經濟建設“一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二要進行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是要使重工業為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服務，決不能再去擠輕工業和農業”。日本方麵主要介紹了日本製訂經濟計劃的具體方法和如何為保證計劃的實現而進行宏觀調節，這些經驗對我國是很有用處的。
三年前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許多部長、省長國外去參觀，看見先進的生產設備就整套引進。由於沒有統一管理，在一年多時間內就引進22套成套設備，又吃了急於求成的苦頭。1980年我國向外商建議，可否把某些設備的引進時間推遲一點。在“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箱根會議中對此問題也有反映。所以我在報告中還談到1978年過多地引進了外國設備，這樣多的項目短時間內消化不了。經過再三考慮，才向外商提出某些項目能否推遲建設的建議。中國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決不廢約。我認為經過雙方協商，這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寶山鋼鐵總廠是從日本引進整套設備中的最大的建設項目，中國在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有爭論，日方也很重視，為此邀請我們去參觀清津鋼鐵廠。我看到這樣一個大鋼鐵廠，沒有一點煙塵，我國鋼鐵廠的“黑龍”“紅龍”與之相比，差距太大，內心感到我們實在太落後了。
訪問日本對我們的啟發很大。1979年我到美國訪問，研究的主要是企業管理，在日本主要研究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日本雖然是私有製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中央政府通過經濟企劃廳，同通產省、大藏省等有關部門和“經團聯”等民間團體進行反複磋商，製定國民經濟中期發展計劃，給企業以信息指導；同時，通過通產省、大藏省執行產業政策引導企業發展重點行業，效果不錯。日本除大藏省利用稅收政策外，中央銀行的信貸政策收效更大。日本的中央銀行積累了大量的資金，通過私營銀行貸給私營企業。企業的全部資金，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約有70%左右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所以銀行執行“傾斜政策”，扶持什麼，限製什麼，很有效果，當然，這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金融體係，善於執行國家政策。興業銀行（日本的三個長期信用銀行之一）的調查部長小林實對我說，中國的銀行辦理不像個銀行，中國向銀行要求貸款的企業，按照日本的審查標準，幾乎沒有一個合格。日本的稅收執行也很嚴格，與銀行一起成為兩大宏觀調控機構。我國要實行經濟體製改革，多用經濟辦法來進行宏觀調控，日本的這條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在箱根開會期間，我曾寫詩一首，贈出席“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日本友人：
青春思東渡，
古稀償夙願。
翹首喜流長，
促膝惜時短。
朝日會英賢，
箱根聆宏論。
但願歲歲見，
求知無止境。
回國後不久，“三邊會議”（北美、歐洲、日本三方麵大資本家的會議）決定在北京開會，我和許滌新、宦鄉應邀參加。在會議快要結束時，十幾個代表指責中國廢止引進外國設備的合同。我答複他們說並非廢止合同，由於1978年引進外國成套設備太多，因此與外國商量能否把部分合同推遲。願推遲的我們歡迎，不願推遲的按期交貨，按期付款。中國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決不會單方麵廢約。會議結束後外賓舉行告別宴會，會議主席洛克菲勒把我的席位安排在他的右邊，詳細問我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我說我們剛剛開放，缺乏經驗，許多部長、省長出國訪問，看到許多先進設備就紛紛引進，比如今天的宴會，如果每道好菜都盡量吃，就肯定會吃脹肚子。吃脹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明天後天少吃一點，過幾天就消化掉了。他點頭同意。
為推進經濟體製改革努力探索
經過1981年一年的努力，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調整方針的貫徹已較為順利，從1982年起，經濟研究中心開始用更多的力量來研究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
1982年5-9月，研究中心會同新成立的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組織了一次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理論問題的討論。參加這次討論的主要是在京的經濟學家以及有關部委和若幹企業的實際工作者，共300多人，分成8個組，累計召開小小討論會不下70次，討論曆時4個多月，到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以後，討論才告一段落。
這次討論是遵照趙紫陽總理的授意，為了配合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而組織的。十二大要確定到2000年的奮鬥目標和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同時要對經濟體製改革的指導方針作出決策。但是當時在研究體製改革的同誌中間，對於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方針和指導思想，卻存在著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領導要求經濟研究中心組織在京有關研究人員認真進行一次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