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中國日報社一位中年知識分子給黨中央寫信，反映他長期申請入黨，但因社會上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種種偏見而無人過問，胡耀邦讀到這封信後，馬上提筆批示：“請中組部組織局向有關單位詢問。入黨問題你局要考查點典型，加以指導。”
中組部組織局的同誌帶著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國日報社了解情況，幫助這裏做好了組織工作。同時，根據這個事例，中組部總結了發展知識分子入黨的工作經驗，幫助一批又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跨進了黨組織大門。
胡耀邦始終恪守一個堅定不移的信條：“為人民辦實事、謀福利，是共產黨人的起碼準則。”
1984年，由於少數單位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上海幾名落實政策的對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曆史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他們有人到北京上訪20天，找了8個單位，無一處受理，令幾人失望而歸。
在近乎絕望中，他們致書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幾位同誌的境遇，更憤恨官僚主義害人。他在信的旁邊寫了一段批語：“六年以來，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收到要求落實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報。為什麼推一下，動一下，不推就不動？這幾個人的問題，我主張有專人負責，查一個就解決一個，使官僚主義無法推脫。”
1984年10月，20多封農民兄弟的來信放到了胡耀邦案頭。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農民對胡耀邦說道：“我們通過勤勞致富，但是有喜悅，也有苦惱。農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車不行，我們想自己修路、買汽車……”
他又在來信上批示：“完全可以！”於是，從此民辦交通開始發展起來。
隻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過問，海外華僑給他寫信，他也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韓洪烈給胡耀邦寫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親被“四人幫”打成反革命，遣送農村管製勞動，年幼的弟弟韓仲元因此失去上學的機會，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釋放後，韓仲元沒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難。韓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給予關心，讓有關部門給弟弟安排一份適當的工作。
這隻是一封極為普通的海外來信，而胡耀邦卻認真對持，他寫了批示讓中辦信訪局的同誌到韓仲元所在的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處理這件事。
11月初，中辦信訪局的同誌來到錦州，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與錦州市的領導同誌決定為韓仲元安排工作。韓仲元得到了工作，並且聽說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過問，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辦信訪局同誌的手說：“請轉告胡總書記，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實實工作，不辜負黨的關懷！”
胡耀邦的一個批示又落實了，他很高興，讚揚中辦信訪局同誌工作做得好。在中辦信訪局送呈的落實報告上寫道：“我是希望各部門直接辦事辦案的。一切部門，第一要如實反映情況，第二要親自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我們這些人可能變成瞎子聾子，但如果沒有第二條，我們這些人還是‘無兵司令’，受製於人。黨內不幹事和幹壞事的人永遠會有。如果我們事事都照轉，壞人就要鑽這個空子，欺負我們不辦事而更加胡作非為。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每個星期辦成一件事，一年就辦成了50多件事，100個單位每年就能辦成近6000件事。這樣，正氣就會吹遍全國各個角落，壞人就會大大收斂和減少，風氣就會大大好轉。”
胡耀邦到中組部上班沒幾天，就問中組部過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誌：“全國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後五批摘掉帽子的，現在還有十萬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胡耀邦神情嚴肅地說。
1978年春天，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專為解決“右派”問題的會議在山東煙台召開。胡耀邦沒有親自參加會議，而是讓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和陳文煒帶去了他的意見。
會上，楊士傑的發言振聾發聵。他說：“‘右派分子’大多是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不但是我們黨的財富，更是全社會的財富。耀邦同誌多次強調，對他們改正和摘帽後的安置，不能單純地為了解決其生活問題就地安置，而應當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當時絕大多數人還習慣於“句句是真理”，加上“兩個凡是”的思想還在盛行，所以，與會者聽了楊士傑的發言立刻炸了鍋，有人當時就對楊士傑及中組部展開批評。
胡耀邦在聽取了楊士傑和陳文煒的彙報及看了書麵材料後，吩咐他倆直接給中央寫報告，陳述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三個月後，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第二次專門會議，研究“右派”改正問題。
論戰仍然存在。有人主張：過去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一一清賬了。現在給他們統統摘帽子，當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夠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無擔心地說：“如果幾十萬‘右派’都改過來，全黨不就亂了套了嗎？”
“一點不錯！”有人接過話頭說：“不管怎樣，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組部、代表胡耀邦意見的楊士傑則堅持平反，他手裏抖動著一疊厚厚的文字材料說：“黨的曆史上也曾經為一些冤假錯案平過反，糾過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促進了事業的發展，還未聽說過‘亂了套’！”
最後，五個部門的五人小組成員：統戰部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部長程子華，一致表示：讚成楊士傑的意見。於是，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義，向中央報擬了《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號文件向全黨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