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國藩
不得罪巨室，即勢家大族，是為官不敗的第一秘籍。當官的人無不知道個中奧妙。如果在一個大城市，同駐兩個各不統屬的機構班子，官與官就很難相處了。如果再加上一個旗人官僚，一個漢人官僚，麻煩就更多了。過去，胡林翼處處忍讓旗人官文，甚至不顧他二品大人的體麵，當官文的小老婆過生日時，率領所有文武一同賀壽。到了曾國荃與官文相處時就不一樣了。
1868年5月16日，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的後路軍火有功，封予他雲騎尉世職。在一年中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對他很重視。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覺到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關係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至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勇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載道：
“原折沅公親筆，而剛（曾紀澤）所商定，並為繕寫，以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遝拖長，首尾不相顧。”
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十分擔憂，惟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耽耽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的事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國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認定了的事就非幹不可。他陳述自己為何要參劾官文的出發點是：“臣竊維端揆疆寄，乃國家之重臣，非於軍務、吏治、國計民生、地方安危，確有關係，雖至愚極戇，何敢暴其所短，輕列彈章？”進而，他在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