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李鴻章後，胡林翼即寫信勸說曾國藩：“李某終將發達，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曾國藩經過冷靜思考，認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於1861年3、4月間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軍。李鴻章也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係，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先清江西內地”。胡林翼支持李鴻章的主張，特地寫信給曾國藩說：李鴻章之議“頗識時務”，左宗棠移駐九江之策“亦握形勢”，“然滌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評曾國藩因小失大、不顧戰略全局。曾國藩隨即移節東流。
李鴻章滯留南昌期間，曾給同年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情況。有意去閩任道員之缺。沈葆楨回信勸阻：“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燾也致函李鴻章，“力言此時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李鴻章“讀之怦然有動於心”。1861年5月18日，曾國藩乘機寫信給李鴻章，情詞懇切地請他回營相助稱：
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曾國藩敦促李鴻章出山，意在為自己羅致建功立業的助手。李鴻章環顧左右，也確信當今可資“因依”而“賴以立功名”者隻有曾國藩，因此，捐棄前嫌，於6月6日趕至東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鴻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國藩對其“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吳汝綸撰《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中說：“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雖不全是事實，但李“認真”的品格確為老師所欣賞。
李鴻章進曾國藩幕府等於進一個高級研究班。在軍事上，他得以獨當一麵地招練騎兵、組建淮揚水師，溫習他以前自學的步兵戰術，故出幕時三大主要兵種的大部隊指揮已相當嫻熟。1862年，上海官員驚奇地發現，李鴻章親自動手繪圖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師戰船、戰艇式樣，十分在行。以前，李鴻章能浪戰而不耐戰，不善防守；在曾國藩身邊，他學到了深溝高壘的“站牆子”防禦之術，學到了保餉道、糧道而無後顧之憂的堅守之法。李鴻章曾說：“我以為湘軍有異術，今天曉得，不是別的，隻不過聽到長毛來站在牆子前罷了。”正是這站在堅厚牆壁前的防守戰術，使當年淮軍在關鍵的虹橋之戰、北新涇之戰中未被太平軍擊敗。
李鴻章在曾國藩身邊變得成熟起來，從政事到立身處世均有長足進步。從李鴻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國藩的影子。曾國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鴻章來滬後更愛洋槍洋炮；曾國藩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李鴻章來滬後也效其技，並與上海勢力中的商紳打成一片；曾國藩處理軍政大事雖征詢幕友，然決斷善斷一由己意，李鴻章更青出於藍，來滬後不容他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李鴻章終其有生之年感謝曾的“積年訓植”，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述曾國藩之恩：“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李鴻章成名後朝野輿論也說他“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缽”；他自己則說：別的弟子多不願遵從師門成法，但“鴻章篤守”。無疑，李鴻章保持謹守師法的形象對自己最有利；而曾國藩心傳於李鴻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立世大智慧
對於那些有大才、有大誌的人，千萬別當絆腳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為有大才大誌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國藩待李鴻章之法頗值得世人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