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蔣汪對抗、寧粵衝突之際，1931年9月18日晚10時，沈陽北大營響起了炒豆般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發動突然襲擊，炮轟沈陽城。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準抵抗”。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裏、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落入日軍之手！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借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
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
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
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
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
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
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2月15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布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口中嘟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麵，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長。
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
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人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托陳銘樞、顧孟餘赴滬，麵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足，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
消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對抗。
蔣汪攜手，返回南京。1932年1月28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3月6日，蔣介石複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
由此，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製”，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蔣汪聯合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
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閃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機會主義……
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
1933年2月28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