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過）卦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不悶。”
《易經》的表述是一種很獨特的方式，即立象以盡意，也就是用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方式。既然湖水淹沒了湖邊的森林，那肯定就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而是一種“大過”的現象。也就是說，是一種陰陽錯置，乾坤顛倒的現象了，而一個正直的人，處於這樣的世道，是很難做的，要麼趨炎附勢，同流合汙，要麼堅持自己的信仰，與之抗爭；要麼幹脆離職隱居，跳出紛繁複雜的圈子，尋求一種與山水同樂的超然。再就是另一種歸隱，歸隱官場，即不同流合汙，也不剛直抗爭，而是韜晦，知道不說，暗裏也爭，即“潛光”術：
陶淵明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即“遁世不問。”
東晉是一個很黑暗的年代，很多的士人因不堪仕宦的黑暗。又不願同流合汙，與之抗爭又無能為力，於是，就要麼不說話，要麼選擇了歸隱山林，即使身還在官場者，心也是歸隱山林了：郭璞就是如此，他的〈遊仙詩〉，就是表明自己不與黑暗政治同流合汙，讚美“歸隱山林”，鄙視權貴榮華：陶淵明呢，幹脆辭官歸隱，“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當起了農民，他種豆，種穀，也種菊花。夏日，“晨興理汙穢，帶月荷鋤歸。”秋日，則”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而閑暇時，趁了“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陶淵明的心境當時一定很淒苦，隻是他把它深深地掩藏了起來，以一種貌似輕鬆、恬淡的筆調，描寫著他的田園生活。
自古以來，士人都是輕易不願退出仕宦之途的，除非萬不得巳。況且，陶淵明當時也就四十來歲，正當人生風華正茂之年。從他的名篇《飲酒》中的句子“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六經就是：《詩》、《書》、《禮》、《樂》、《春秋》和《易》）看，他亦是習儒學者。
儒家思想宣揚的是進取，是人世，是君子以自強不息。既已經從儒家，卻中途隱世，這對於一個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是真是很無奈了，是絕對不會走此路的。
陶淵明少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誌，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7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製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於是，辭職回家：後來，州裏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人恒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製著長江中上遊，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傲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歎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
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人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淡。
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弛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劉裕打人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作則，先以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人幕不久，他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於是他便辭職隱居。
義熙元年（405年），陶淵明又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建議他出去躬身相迎。他歎道：“我豈能為五十鬥米向鄉裏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嚐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他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
§§第二十九章 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