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在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說出了心裏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後，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裏，非常想念！”
徐明清勸慰了一陣，從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臉的原因。不過，江青沒有說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黨員，徐明清也從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黨員。
“寧波李”調走了。小閣樓裏隻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們之間的交談更多了。
那時，“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已經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支部書記為陳企霞。
陳企霞比徐明清小兩歲。他曾在自傳中這樣寫及：“一九三二年起，從通信中結識了葉紫。在他的鼓勵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聯派到滬西郊區，參加工會教育工作，入共青團，也和黨有了聯係。”（《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這時，共青團支部認為江青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團。據徐明清回憶，當時陳企霞叫“陳華”，團員之中有王東放、紫玉璽（後來改名紫川若）等。這樣，江青在失去黨的組織關係之後，由徐明清為介紹人，加入共青團。
當時的生活頗為艱難，每頓飯隻有黃豆芽、菠菜湯之類的素菜，連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飯吃就算不錯了。江青為了避難來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萬幸，不太計較生活問題。她每日與眾不同的“常課”，是打了井水洗頭發。天天洗，很注意保養自己的烏亮的頭發。
那時，誰要進城，就向徐明清討幾角錢車費。江青在上海沒有親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幾乎不進城，沒向徐明清要過車錢。
後來，江青向美國維克特這麼敘述自己初到上海的經曆：
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我是以群眾組織的關係到上海，通過田漢找黨。我知道有個“春秋劇社”是左翼的。田漢住哪裏不知道，隻能通過社會關係，這是冒生命危險。每天找春秋劇社，我一句上海話也不會講，也聽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我到那裏就說是北方的戲劇工作者，要找田漢，把黨的關係藏起來了，但這樣也有被捕的危險。田漢有兩個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帶我去見了田漢。田漢叫我哪也別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問題。因他們認識我在青島的一個同誌，就信任我了。
過了幾天，田漢、周揚、陽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談話，要我放下關係，黨的關係可以接上。他們問我想做什麼工作，當時有兩個電影公司靠攏我們。還有劇社，問我上不上舞台，甚至問上不上銀幕，我拒絕了。
我要求做群眾工作，基層工作。他們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學團”，那裏很荒涼。“晨更”與陶行知有關係，我們募捐，有時找陶。陶很愛護青年，我是被愛護者之一。
“晨更工學團”是義務學校，主要教工農子弟，還辦店員補習班。我去時，田漢派他的弟弟老五與我同去，他忽然間對我起好感，不顧那樣的環境，老在屁股後追著，弄得大家都議論紛紛。我冒險寫了封信給田漢，請你把弟弟調走吧，我不能工作了，你是官僚主義。誰敢批評他呀，從此我倒了黴，他弟弟是調走了，我的黨的關係不給解決了。因我的關係都在他們那裏。
我賭咒再不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人。我在群眾中定會找到黨，黨也會找到我的。當時上海有文總、左翼作家聯盟、青年團左翼教聯，都找了。我什麼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