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田漢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學團”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這裏來。
徐明清記得，那天田沅忽地陪著一位山東姑娘來。她細高個子，穿一身藍布旗袍，長得俊俏而性情活潑。她便是李雲鶴，當時叫李鶴，亦即江青。
徐明清又名徐瑛，那時叫徐一冰（有的江青傳記誤為“徐一永”）。雖然她隻比江青大三歲，在政治上卻要成熟得多。她不僅領導著“晨更工學團”，而且還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簡稱“教聯”）的常委。
陳企霞之子陳恭懷在《我的父親陳企霞》一書中，這麼寫道：
“當時和父親一起在工學團工作和任教的有柴川若（現北京市委離休幹部）、徐瑛（即徐明清，工學團團長，現中央農村工作部離體幹部）、李鶴（即江青）、王洞若、王東放、袁超俊（又名嚴皋）等人。”
“晨更工學團”是一個教育團體，設有幼兒院、小學、特別班、農民識字班、工人識字班、店員識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裏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工學團”其實是鬆散的組織，並非正規的學校。最初隻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非常簡陋，經費也極拮據，靠著一位“交際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黃警頑，是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際股股長。黃警頑有著過目不忘的“天才”，見上一麵，此後便認得，號稱認得十萬青年。黃警頑在十裏洋場為工學團募捐，使“晨更”得以維持。
“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隻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江青在那裏除了教店員識字外，還和田沅一起，編演小節目，諸如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演出。
“晨更工學團”的人員逐漸增多，幾間農舍不夠用了。黃警頑到底不愧為“交際家”，他打聽到北新涇鎮羅別根路羅家花園對麵，有一座被資本家廢棄的花園。那裏，有一道黑色竹籬笆圍著，裏麵是一幢破敗的小樓，底樓四間，二樓三間，頂上還有一個小閣樓。小樓後邊，有一排平房。另外，還有一個破舊的玻璃花房。這座爛攤子一般的“花園”，由一位姓陸的農民看管。經“交際家”前往“交際”，“花園”的主人答應借給“晨更工學團”辦學用，不收分文房租。於是，那裏便成了“晨更工學團”的“大本營”。那座小樓、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員宿舍，玻璃花房成了夥房。
女教員不多，隻有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據徐明清回憶，江青當時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倆都稱李素貞為“寧波李”。她們三人同住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著竹扶梯上去，小閣樓裏隻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三個人在地板上鋪了草席睡覺。“寧波李”是共青團員，受徐明清領導。江青因為沒有組織關係，隻是作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員，沒有參加黨組織活動。江青當時參加了“劇聯”，後來又參加了“教聯”。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發，一身藍布旗袍，從不塗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教唱歌、演戲，很活潑，可是回到小閣樓裏，往往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歎氣，久久地凝視著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於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罷又收了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於好奇，也出於想了解江青究竟為何苦悶，她打開了這封信，她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來。時隔半個多世紀，徐明清還記得，那信的開頭是“進子”兩字——江青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還記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麼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