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做什麼事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對方，不擇手段的去獲取利益，那他是很難成功的。凡事也要替對方著想，力求雙贏的交易，才是最高明的辦事方法。
1987年6月法國網球公開賽期間，保羅·弗雷斯科和韋爾奇在巴黎招待他們的商業夥伴，一起觀賞這一盛大賽事。法國政府控股的湯姆遜電子公司的董事長阿蘭·戈麥斯也在他們熱情邀請之列。
這是一位很風趣、很有魄力的人。
韋爾奇事先已經約好第二天去戈麥斯的辦公室拜訪他。在他們見麵的時候，情形和韋爾奇第一次與別的商家會談時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彼此的企業都需要幫助。
湯姆遜公司擁有一家韋爾奇想要的醫療造影設備公司。這家公司叫CGR，實力不算很強，在同行業內排名隻占第4或第5名。而韋爾奇的GE公司在美國醫療設備行業則擁有一家首屈一指的子公司，這家子公司幾乎壟斷了美國從X光機、CT掃描儀到核磁共振治療儀等醫療設備的全部業務。但是他們在歐洲市場卻沒有明顯優勢。
尤其重要的是，由於法國政府保持著對湯姆遜公司的控股，實際上這就等於特韋爾奇的公司關在了法國市場之外。
在會談中，阿蘭·戈麥斯明確地表示他不想把他的醫療業務賣給韋爾奇。但韋爾奇決定看看他是否對進行業務交換感興趣。因此他向戈麥斯說明，他可以用自己的其他業務與他們的醫療業務進行交換。
在此之前，韋爾奇非常清楚他不喜歡GE的哪些業務和公司，因此，他決不會做賠本的交易。於是，他站起身來，走到湯姆遜公司會議室的講解板前麵，拿起一支水筆，開始在上麵列出他能夠賣給他們的一些業務。
他列出的第一個項目是半導體業務，對方不想要。然後，他又列出了電視機製造業務。這時，阿蘭·戈麥斯立刻表示對這個想法很有興趣。在他看來，他的電視業務規模目前還不算很大，而且全都局限在歐洲範圍之內。他認為，通過這項交換可以把那些不賺錢的醫療業務甩掉，同時又能使他一夜之間成為第一大電視機製造商。
他們兩人對這項交易很是興奮，於是馬上開始談判。很快，他們達成一致。談判結束後，阿蘭·戈麥斯陪著韋爾奇走出了電梯，一直把他送到等候在辦公樓外麵的轎車旁邊。當車發動起來並從道路上疾駛而去的時候，韋爾奇一把抓住了他身邊的秘書的胳膊，激動地說：
“天啊，是上帝來讓我做這筆交易的，我當然有理由把它做的更好。”
“而且，我認為阿蘭·戈麥斯也是真想做成這筆交易。”秘書回答他。
他們都開懷大笑起來。
韋爾奇確信阿蘭回到樓上之後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因為阿蘭·戈麥斯也同樣清楚，他的電視機公司規模太小，根本無法同日本人競爭。這筆交易可以使他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規模經濟和市場地位，從而使他可以應對一場巨大的挑戰。對韋爾奇來講，他在國內消費電子產品的業務年銷售額為30億美元，而買進湯姆遜的醫療設備，自己的業務年收人則將增加到7億5千萬美元。
這筆交易將使韋爾奇在歐洲市場的份額提高到15％。他將更有實力來對付GE的最大競爭者——西門子公司。
在餘下的6周之內，交易過程中的所有手續全部順利完成，並於7月份對外宣布。除了作交換的醫療設備業務之外，湯姆遜公司還附帶給了GE公司10億美元現金和一批專利使用權，這批專利權將會每年為GE帶來1億美元的收入。而同時，湯姆遜公司也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電視機生產商。
然而，韋爾奇出售電視機業務一事卻成了很多人批評的對象。許多媒體指責他是在向日本人的競爭屈服，另一些人則攻擊他不愛國，隻愛錢。他甚至被稱為在戰鬥中開小差的膽小鬼。
但韋爾奇對此發表評論說，
“這些批評都是媒體的一派胡言。事實是，通過交易，我們的醫療設備業務更加全球化，技術更加尖端，而且還得到了一大筆現金。每年專利使用費的收人就比我們前10年裏電視機業務的純收入還要多。而且，我們由此上繳國家的利稅也是前些年的好幾倍。”
就這樣，韋爾奇與湯姆遜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做成了這筆交易，各自擴了自己的業務量，最終雙雙取得了成功。
在生意場上，雙贏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要做到這一點，卻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它要求你準確地把握住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同時，又必須清醒地掌握對方的業務特點。在雙方優劣的深入分析中，找到符合自身發展的新發展機遇，才能做到知彼知己，取長補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百戰不殆。
3．惹不起，躲得起
逃避不是畏懼，而是為了更好的求生存、求發展、求自我實現。
讀過《三十六計》的讀者早就知道走為上計是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為什麼要把它放為最後一計呢？我想，作者大概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路：若利用以前所述的三十五種計謀，實在都不能奏效，那隻能走了。這種走也是出於無耐的被動行為。
但是，我們如果站在主動的位置上，在人性的叢林中利用“走”的計謀，不失為一種新的嚐試。當然，這兒走的意義卻決不隻是敗走或逃走，而是一個主動的遊擊戰或運動戰。在人性的叢林裏，其人際關係往往複雜得難以分辨。其各種利害關係更為多變和複雜。有時候我們苦於為一事物所糾纏而徘徊不能前，終日苦守而長期不見效果。幻想著有朝一日能有新的突破或奇跡的出現，可是，我們卻錯了。錯過了許多可貴的時間。時間是寶貴，是稀缺資源，一去永不複返。我們為什麼不將這些時間投入到別的值得我們去幹的事上去？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走出”這些糾纏？一走難道還有難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