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傑克·韋爾奇已經以工程師的身份在GE公司工作了一年，年薪是10500美元，這時，他的第一位老板給他漲了1000美元的薪水。他覺得這樣挺不錯，可是，時隔不久，他發現與他在一個辦公室中工作的四個人的薪水居然是完全一樣的。於是，一種不平衡感湧上他的心頭。因為以工作成績來看，他應該得到比“標準”更多的東西。
於是，他決定去和老板談一談，但是討論沒有任何結果。
憤憤不平之下，韋爾奇萌生了換工作的想法。他開始詳細察看報紙的招聘信息欄目，希望能夠早日離開這裏。
不久，他便找到了一份很適合的工作，那是一家設計生產塑料產品的公司，韋爾奇對他們塑料產品的性質進行了詳細分析，此外，韋爾奇還給出對世界主要競爭產品的分析。
實際上，對加托夫來講，這根本不是什麼意義重大的分析，但是它來自一個穿著白色實驗服的科研人員，就有些非同尋常了。
但對韋爾奇來講，他現在想要做的就是在公司中“脫穎而出”。如果他在回答上司的提問時，僅僅回答了他們問題，那麼就很難引起注意。並且，每當老板們提出各種問題時，他們在腦海中早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他們隻想得到再次的確認而已。為了顯示與眾不同，韋爾奇在回答時便注意給出的不僅僅是答案，還有意料之外的新鮮觀點。
加托夫顯然對此印象深刻。因此在4個小時的晚飯過程中，他拚命地挽留韋爾奇，希望他繼續留在GE工作。他作出保證，答應給韋爾奇更高的工資，更為重要的是，他發誓杜絕公司的官僚作風。韋爾奇吃驚的發現，他居然和自己一樣對公司的官僚作風感到失望。
韋爾奇以為，很多GE的老板們會很高興讓他離開的，尤其是科普蘭。毫無疑問，他的工作對科普蘭而言肯定是構成了威脅。但幸運的是，加托夫雖然不是每天都和韋爾奇在一起，但他卻並不這樣看。和他一起用過那次晚宴後，韋爾奇並沒有立即答應他的要求。於是在他回康涅狄格州西港家中的兩個小時旅途中，他不停地給韋爾奇打電話繼續遊說。
加托夫確實表現出了對韋爾奇的器重。他答應給韋爾奇，在科普蘭給他漲1000美元工資的基礎上再漲2000美元，答應讓他負起更多的責任，以及防止官僚作風。
就這樣，第二天早晨，在歡送韋爾奇的聚會舉行之前，他決定留下來。
加托夫的認可——他認為韋爾奇與眾不同而且特殊——這也給韋爾奇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那以後，“區別對待”便成了對韋爾奇進行管理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也許有人會認為，為得到高於標準漲幅的工資，韋爾奇的行為達到了極端。不過區別本身就是非常極端的行為，獎賞那些最優秀的人才，同時剔除那些濫竽充數的職員，嚴格執行區別對待確實可以產生真正的明星——這些明星將創建偉大的事業。
3．怒發衝冠之功
做人要有一股子脾氣，做事更要有一個股子硬氣。狹路相逢，“硬”者勝。
有位大學畢業生一心想到美國留學，學習美國的先進技術，以便將來報效國家。他通過了所有的出國考試，成績都很優秀，也聯係好了去美國的學校，隻要給簽讓就可以出去了。這位同學其貌不揚，人又有些內向，每次去簽證都被拒簽了。當他最後一次去簽讓被拒簽後，他的憤怒終於爆發了，他指著簽證官的臉大聲喊道：“你們美國有什麼好，老子他媽的還不去了，我在中國一樣學到先進的技術。”美國的簽證官員被他的憤怒驚呆了，他在中國簽證這麼多年；還沒有一個人敢指著他的臉大聲說話，他也惱怒了，大聲喊道：“你為什麼說我們美國不好。”這位學生回答道：“一個以貌取人，拒絕人才進入的國家就是不好。”簽證官說道：“我今天就給你簽證，讓你到美國去看一看，美國到底是好是壞。”這位學生終於去了美國，他之所以能去美國，應歸於他的憤怒之功。
說起來也許無人相信，規模宏大的紐約勸業銀行，它的創立與發展，也隻是由於該行總經理佛勒的一怒之功。
這不是在胡說嗎？但事實確是如此：有一次，佛勒與某大銀行的一位經理見麵時，偶然說起他想在長島設立一家銀行，若能如願以償，將來生意一定發達，前途未可限量。但是那位經理怎樣回答他呢？他不但對於這個計劃不加半點批評，而且露出十分輕蔑的樣子說：“好啊！隻要你的命夠長，也許有一天，你是可以在這裏開一家銀行的。”說著便起身告辭。
佛勒先生後來告訴別人說：“當時我聽了他的冷言冷語，不覺燃起萬丈怒火，這是什麼話！‘隻要你的命夠長’這不是等於說我是一個庸碌無能、怠惰成性、專等機會的人嗎？這不是等於譏諷我‘這輩子也開不了銀行嗎’？這樣大的一個恥辱，豈是一個堂堂男子所能忍受？好，我立刻打定主意，盡快著手開設一家銀行給他瞧瞧，而且非使我的銀行營業額，超過他的記錄不可。我真的這樣做了，而且不到四年，我們銀行的存款數額，果然已經超過他的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