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睦撒腿便朝大街跑去。這時，遊行隊伍被警察衝散了，街上滿是水跡和血跡，幾十名學生被捕。同學們硬是把血氣方剛的彭家睦拉回來了，勸告他別與警察硬拚，否則會吃虧的。
“5·20”血案之後，彭家睦在實驗室裏常常一邊做實驗，一邊罵起國民黨和警察來了。他覺得，警察打手無寸鐵的學生，太不講理，他要打抱不平。
跟彭家睦、夏叔芳同做論文實驗的那位女同學，是一位出身豪門的小姐，令人意想不到，她竟是一位地下黨員(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彭家睦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她知道彭家睦是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但是並不認識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她旁敲側擊，點明真相，使這位“打抱不平”的青年漸漸覺醒過來。
不久，夏叔芳發現一件驚人的事：彭家睦正在很神秘地看一本書。見她來了，趕緊收了起來。夏叔芳奪來一看，竟是艾思奇著的《大眾哲學》。
夏叔芳感到很奇怪，他怎麼會看起這樣的禁書？他從哪兒弄來的？
彭家睦在夏叔芳麵前，說了實話。
原來，那是中央大學從重慶搬回南京的時候，彭家睦的哥哥托他帶一隻小箱子回去。哥哥告訴他，箱子裏不是平常的東西，在船上要防備有人檢查……
經哥哥這麼一說，他倒疑心起來，打開箱子一看，裏麵有二十多本書，其中有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著作，還有艾思奇的書。當時，這些書全屬於“禁書”。
哥哥告訴他，這是一個老同學從“那邊”捎來的。盡管彭家睦並不懂得這些“禁書”中所講的“主義”，可是，他覺得把這些“禁書”交給他帶回去，是對他的一種信任。彭家睦馬上拍了拍胸脯說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把它帶回去。如果在船上有人要檢查，我就拎著箱子往江裏跳。我一鑽進水裏，他們就休想抓住我！”
彭家睦真的做了跳水的準備，把那些“禁書”用油紙包好放在箱中，以免跳入江中時不至於被水浸濕。
幸虧一路太平，彭家睦順利地帶著那隻神秘的小箱子來到南京。
在南京，彭家睦忙著做的“黃豆芽”實驗，沒有閑工夫去讀那些“禁書”，況且他對政治問題沒有多大興趣，所以無心旁顧。
然而，自從“5·20血案”之後，彭家睦開始想弄清楚共產黨究竟是怎麼回事，“那邊”是什麼樣的世界，於是忙裏偷閑，悄悄地看起小箱子裏的“禁書”來。誰知這些“禁書”有一股無形的魅力，使他越看越愛看，讀了第一本便想讀第二本。這些“禁書”像一把打開思想之鎖的鑰匙，使彭家睦腦袋瓜開了竅……彭家睦的心中，暗暗向往“山那邊呀好地方”。
麵臨畢業
王應睞教授一位嚴師。他對自己的三位學生頗為滿意，然而，從未在學生麵前誇過半句。他對三位學生的印象是這樣的：彭家睦功課中等水平，可是頭腦靈活，手也很巧，做起實驗來比兩位女同學要能幹得多；夏叔芳論讀書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做起實驗不怎麼樣；另一位女同學在三個人之中天資最聰明，學習成績也不錯，隻是似乎不太專心，經常忙於別的雜事。
王應睞教授是國內知名的生物化學專家。他手把手，把科學研究的一套方法教給了三位學生：先是確定論文題目，然後查閱有關文獻，寫出了《文獻綜述》，再確定自己的實驗步驟，著手實驗，最後總結，寫出論文……
當時隻有一間大實驗室，許多人在裏麵做實驗。他們三個人擠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裏，每天埋頭從“黃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實驗任務是很重的，他們常常從早幹到晚。不過，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學就不來了，隻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裏忙碌著。他們曾問過這位女同學，為什麼晚上不來做實驗？她有點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師。”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這位女同學家庭是個巨富，為什麼還要去當“家庭教師”？他們想，也許她晚上有“幽會”，不便明說罷了。
直到幾年後，他們才明白，這位女同學每天晚上忙於地下黨的活動，所以不能來做實驗。
舊中國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畢業即失業了”，1947年夏天，當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將畢業於中央大學農化係的時候，他們一邊做畢業論文，一邊開始為未來擔憂，四處托人尋找畢業後的出路。
彭家睦請熟人幫忙，好不容易獲知北京大學農學院土壤係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學曆寄去之後，對方答應了，可以發給他為期一年的聘書。
這時，夏叔芳沒有找到工作，終日惶惶。有一天，王應睞教授忽然告訴她一個好消息：他要到青島的山東大學醫學院開設生物化學課，需要兩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
夏叔芳興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聽，又高興又懊悔：高興的是，這樣一來，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繼續得到王應睞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經與北京大學農學院訂了約。
夏叔芳勸他把情況向北京大學農學院說明一下，解除聘約。誰知彭家睦把頭搖得像貨郎鼓似的。歎了口氣：“人，總得講信用吧！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已經答應了人家，不便再改口。”
夏叔芳知道彭家睦一向很講究信用，也就不再勉強。在暑假之後，夏叔芳和彭家睦一起來到上海。夏叔芳從上海坐船到青島，而彭家睦則出發去北京。他們倆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兩封來信
1947年8月底，彭家睦來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學農學院土壤係，擔任了土壤調查及土壤物理學助教。在那裏，他工作了一年，獨自編寫了《土壤物理實驗講義》，帶領學生們進行實驗。
另外，他還進行了關於中國土壤的化學分析與機械分析方麵的研究。夏叔芳則在山東醫學院當了一年助教。他們之間保持著密切的書信來往。
1948年暑假，夏叔芳回到南京。這時，她家裏托人在南京給她找到了工作，於是，她便轉到南京中央大學物理學院生物係擔任助教。
彭家睦在這年暑假從北京回到廣東探親。經過上海時，正好王應睞教授已調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工作，便去看望王老師。王應睞缺少助手，勸彭家睦到上海工作。這時，彭家睦的一位同學因失業而萬分痛苦。彭家睦便把北大農學院土壤係的工作讓給了他。自己應王應睞之邀，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醫學研究所籌備處工作，當時的職務是“技佐”。由於那篇關於“黃豆芽”的畢業論文還沒有做完，彭家睦在王應睞的指導下，繼續進行這項科學研究工作。
不久，彭家睦收到了兩封來信。
一封信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是彭浙寫來的。當時，彭浙在美國學習，知道芝加哥大學招考生物化學研究生，想讓彭家睦到那裏去深造。信中說，美國對於中央大學的畢業生是優待的，隻要有一個知名教授介紹，就很容易考取。彭浙建議彭家睦請王應睞教授寫封介紹信，手續很快便可辦妥。
另一封信來自於南京，是夏叔芳寫來的。夏叔芳用暗語告訴他，這裏有人要北上，到“山那邊”的“好地方”去。她征得他們的同意，可以一起北上。夏叔芳在信中問彭家睦，是否願意北上？如果願意，就結伴同行。
這兩封信，猶如兩顆石子投入彭家睦的腦海，激起了波瀾。他猶豫，徬徨。
到美國留學去，這是他曾經向往過的，並對二哥談起過。正因為這樣，彭浙盡力在美國為他辦好了手續。
到“山那邊”的“好地方”去，這也是他向往的，並且對夏叔芳說起過。正因為這樣，夏叔芳一有線索可以到那裏去，立即寫信告知。彭家睦從地下黨員那裏知道，“山那邊”的天是“明朗的天”，那裏的人民“好喜歡”。
彭家睦究竟到哪裏去了呢？
他什麼地方都沒去，依舊在上海。
為什麼呢？
原來，他先是決定到“山那邊”去。寫信給二哥彭浙，告知不準備去美國了，因為目前祖國更需要他。
在回絕了去美國之後，彭家睦準備好行裝，打算北上。正在這時，夏叔芳來信，由於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原先說好要同行北上的那個人，匆匆帶領全家走了，來不及跟夏叔芳、彭家睦同行。
線，斷了。彭家睦失去了北上的機會，隻好仍滯留在上海。
這時“山那邊”的捷報如同雪花飄來：
1948年10月14日，錦州解放。
11月2日，沈陽解放。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4月23日，百萬雄師過大江，一舉攻克南京。
為了保護“中央研究院”裏的儀器、設備，迎接解放，彭家睦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參加了保護工作。
5月27日，紅旗終於飄揚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上空。彭家睦欣喜地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前來接收“中央研究院”。
這年，彭家睦24歲。在他的成長史上，揭開了嶄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