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杜綰在紹興初(1131)用實驗加以證明：
“頃歲，餘涉高岩，石上如燕形者頗多，因以筆識之，石為烈日所暴，偶驟雨過，凡所識者一一墜，蓋寒熱淚激迸落，不能飛爾。”(《雲林石譜》中)
對節肢類化石石蟹，宋·唐慎微在《政和經史證類本草》中記有：
“生南海，又雲是尋常蟹爾。年月深久，水泮相著，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即飄出。又一般入洞穴，年深者，亦然。”
這裏指出了石蟹形成有兩種情況。蘇頌(1021～1101)在《圖經本草》中說：“出南海，今嶺南近海州郡皆有之。”“體質石也。”寇宗奭說：“石蟹直是今之生蟹，無異處，但有泥與粗石相著。”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識》中引顧珍《海槎錄》說：“崖州榆林港土膩最寒，蟹入不能動，久之則成石蟹矣。”記載清楚，解釋則不盡令人滿意。
軟體螺蚌殼類化石，記錄較早的是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709～785)，他在江西撫州任撫州刺史時，一次遊覽後寫了一篇《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說：“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刻金石以誌之，時則六年(771)夏四月也。”說明這類化石的形成，是海陸變遷自然作用的結果。
宋代著名科學家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中說：
“子奉使河北，沿太行西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白子如鳥卵者，橫亙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注海已近千裏，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
這裏正確地論斷了河流的侵蝕和沉積作用，並根據化石的堆積推論了海陸的變遷。
宋代著名學者朱熹(1132～1200)進一步發揮了這種思想見解：
“嚐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上，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朱子語類》卷九十四)
元代於欽(1284～1332)在《齊采》中，也用齊地雲門山“山崖螺蚌石子橫互如帶”證實了沈括的推論。
關於琥珀化石，我國古書記載也很多。《山海經·南山經》記為“育沛”，《漢書，西域傳》作“琥珀”，《後漢書·西南夷傳》作“虎魄”，《隋書·波斯傳》作“獸魄”又名“頓牟”。後漢楊孚在《異物誌》中解釋說：“虎珀之本成鬆膠也，或以作杯瓶。”晉張華(232～300)在《博物誌》中說；“鬆脂入地所為。”陶弘景(452～536)在《本草經集注》中說：“舊說鬆脂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鬆氣……”、“亦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此或蜂為鬆脂所粘，因墜淪沒爾”。這對琥珀的形成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唐代詩人韋應物有相同認識，他還在《詠琥珀》一詩中寫道：“曾為老茯神，本是寒鬆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新增格古要論》說：“琥珀出南蕃、西藩，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為琥珀……”
對於植物化石，《新唐書》記有唐幹河的木化石，杜光廷《錄異記》記有婺州的鬆化石，767年華宏還畫有鬆化石的壁畫。沈括《夢溪筆談》和邵博《邵氏聞見錄》先後記有延州地下得“竹化石”，實際上是似竹的新蘆木。《夢溪筆談》還記有澤州(今山西晉城)“蜿蜒如蚊狀”、“鱗甲皆如生物”的化石，可能是石炭、二疊紀的鱗木化石。杜綰在《雲林石譜》記有鎮龍骨江、黃山、商州、益州等處的“石筍”，實際是矽化木。
哺乳類化石，我國古代很早作為藥用，一般稱為龍骨。《山海經·中山經》記有：“……又東二十裏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這是哺乳類化石的最早記錄。《史記·河渠誌》記漢武帝時曾在陝西澄城“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以後曆代在山西聞喜、川穀、太原、晉城，陝西邠縣，湖北漢口，四川中江，河南登封，河北宣化、赤城、懷來、安國、遼寧朝陽、淩源等地先後都有哺乳類化石“龍骨”發現，但對它的形成缺乏正確的說明。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對化石的記載十分豐富。從先秦到明清，代有發現，產地遍及南北各地，記述也比較精確。特別是對化石的形成原因，很早就有正確的認識。陶弘景、沈括和杜綰的論說都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依同時代相比，西方從5世紀起，神造萬物、一成不變的思想統治了整個生物科學，直到1669年丹麥科學家史坦諾才發表了他對化石起源的正確理論。而我國陶弘景比他早了1100多年，沈括和杜綰比他早了500多年。可惜的是我國古代對化石一般隻作玩賞和藥用，沒有使之在生產和科學研究上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