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交往頻繁，學者往來逐漸增多。這大大增加了人們對各地動、植物的了解。在《山海經》、《禹貢》、《周禮》等早期古典著作中，都蘊藏有豐富的有關動、植物地理分布方麵的知識。
《山海經》書影《山海經》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它是一部大約起自東周迄至戰國的著作，可能還有秦漢學者的添加和潤色。它可能是作者基於對一些地區情況的了解，加上有關各地的神話、傳聞寫成的。全書具有較強的地理觀念。劉歆在上《山海經》的奏中說它“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鱗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大體說出這部著作的梗概。
《山海經》中記載有大量動植物分布的“五藏山經”，據說是東周人所作。這部分記有各地所生長的動植物，以及它們的形態和用途。雖然所記的動植物許多是怪異不可考的，諸如，“南山經”中所謂“有木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祝餘，食之不饑”等，令人無法理解，但其中所記仍有許多可資參考。
在“南山經”中，作者寫道：“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等，記述了南部沿海地區的植物分布情況。在“東山經”中說：“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曆兒之山，其上多檀、多櫪木”；“中山經”則記載的：“條穀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薹冬”；“師每之山，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這部分地區還提到鬆、橘、柚、薤韭、藥、櫟、莽草等，反映了我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一些植被情況。“西山經”則記載我國秦嶺山地及一些溫帶地區的植物，其中一些描述還比較準確。如“薰(即藿香)，麻葉而方，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記述杜衡時說:“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食之已癭。”“北山經”記載的有我國北部幹旱地區和草原的植物，如“邊春之山，多蔥、葵韭。”此外還有藉、秦椒等。
《山海經》對動物的分布情況也有所記載，在“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記述的動物有白猿、犀、兕、象、大蛇、蝮蟲、鸚鵡等，基本上是我國南亞熱帶和中亞熱帶的動物。“西山經”則描述了我國溫帶地區和幹旱地區的一些有特色的動物，如牛、羧羊、旄牛、麝等。“北山經”記載了我國西北草原、幹旱區的一些動物，如馬、駱駝、旄牛等。
《山海經》中描述的動植物分布情況總體而言是比較粗糙的，描述地域較為籠統，涉及的生物虛實不清。隻有“中山經”比較清晰，這可能與作者是中原人有關。相形之下，《禹貢》在這方麵的記述顯得簡練而平實。
《禹貢》是托言古代大禹治理好洪水以後，劃定我國九州地界，審定各地土壤的肥瘠，製定賦稅著作。它的出現與我國戰國時代的人們為發展生產，而對各地的自然條件進行評價具有密切關係。《禹貢》全文1000多字，記述九州、山川、土壤、草木、貢賦等。其中對兗州、徐州、揚州的土壤和植被情況有很好的記載。文中說：兗州(今山東西部、北部和河南東南部)，“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徐州(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等地)，“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揚州(今江蘇、浙江、安徽南部、江西等地)，“篠蕩既敷，厥草惟揚，厥木為喬。厥土惟塗泥”。根據明代學者王夫之等的注釋，這段話的意思是這樣的：在兗州，土壤是灰棕壤，草本植物生長繁茂，木本植物長得挺拔高聳。土壤肥力中下。徐州的土壤為棕壤，草質藤本植物生長良好，木本植物主要為灌木叢。揚州的土壤是粘質濕土，長著大小各種竹林和茂盛的草本植物，並長有許多高大的喬木。眾所周知，生產糧食很大程度取決於土地的情況。對土地進行合理的評估又可根據當地生長的植物加以考察。《禹貢》的作者因此在一些州記述土壤的情況之後，接著指出不同的土壤上所生長的植物是不一樣的。由於地域不同、地理條件的差異，草木種類就不一樣。所以，種植的糧食作物也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有所差別。《禹貢》的作者正是通過這些情況的調查記錄來指導農業生產實踐的。
除上述三個州外，作者還記述了荊州(湖南、湖北)的貢品中包括杶(香椿)、榦(可能為柘)、栝(可能為檜)、青茅及各種竹子；豫州(今河南)出產各種纖維植物。
從《山海經》和《禹貢》的有關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從宏觀上對各地的植被作了一定的考察，體現了當時的人們具有一定的植物地理學思想。這是長期以來的農、醫實踐，促使人們了解什麼地方分布什麼生物，適宜栽植何種類型的作物，不斷熟悉各地環境的結果。如果說《山海經》是更多地在於積累知識，那麼《禹貢》是較多地在於運用已有的植物地理學知識進行農業規劃。《禹貢》的記述比《山海經》更為具體真實，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對生產實踐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