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等征收的眾、庶人等生產者土地上的各種產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春秋以前，天子、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襲所有權，他們向勞動者征收租和稅合為一體的剩餘勞動產品，實行貢、助、徹之製。春秋、戰國時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進行了履畝而稅的改革。商鞅變法以後，民得買賣土地，確立了私有土地製，租與稅才分離開來。
租稅是由原始社會末期，個體家庭成為生產單位以後，公社首領侵占“公田”上的收獲或由社員代耕其占有的土地；逐漸變成經常化的貢獻而形成的。相傳虞、夏時就有了貢賦，《史記·夏本紀》說“自虞夏時，貢賦備矣。”但有關虞的貢賦內容連傳說都沒有流傳下來。夏代的貢，《孟子·滕文公》說是“夏後氏五十而貢”。即分給每家土地五十畝，不問年歲的豐歉，按曆年收獲的平均數獻納十分之一。此外，還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斂。殷代甲骨卜辭有命令眾為王耕作的記載。《孟子·滕文公》說“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為“公田”和“私田”，分給每家“私田”七十畝，讓他們共耕公田。《禮記·王製》說：“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這就是把“公田”的收獲獻給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繳稅。關於周代的租稅，《孟子·滕文公》說“周人百畝而徹”，“雖周亦助也”，可見，“徹”是一種類似“助”的製度。但由於孟子說“徹者，徹也”，使人無法知其確切涵義，故兩千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孟子鑒於周代國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國、野實行兩種不同的製度，向滕文公稱述應該實施的製度是“國中什一使自賦”，“野九一而助”，即在郊內“國人”地區，分給每家土地一百畝，各自交納土地上收獲的十分之一作為“軍賦”；在郊外“野人”地區，分給每家一百畝，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畝“公田”，“公田”上的收獲就作為交納的租稅。
西周中期，根據衛、衛鼎、格伯簋記載，周穆王、周共王時出現了貴族交換、質押土地，這是先王“田裏不鬻”之製的變化的先聲。西周後期，由於“民不肯盡力於公田”，周宣王隻得“不藉千畝”，廢除由天子親耕其收獲用來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禮。廢除藉禮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種公田的製度的廢除。取而代之的租稅製度，因史無明文，已難詳知。但據《周禮·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已由“八家同井”變為“九夫同井”，當是廢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區廢除了助法，改為“履畝而稅”。至於各諸侯國的租稅改革，估計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區晚一些。
從西周後期到商鞅變法為止的租稅改革是在保護井田製形式下，進行“履畝而稅”的改革。“履畝而稅”的內容，在《管子》中有簡略的記載。諸侯國中首先改革租稅製度的是齊國。齊桓公十九年(前668)采納管仲的建議，實行井田製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為井，視土地的美惡及年歲的豐歉而征收田稅。其後晉國於晉惠公六年(前645)“作愛田”。爰，易也，變易的意思。有人認為作爰田就是像齊國那樣“案田而稅”。《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魯國“初稅畝”實行了“履畝而稅”的改革。此後，楚、鄭等國似乎也進行過類似的改革。秦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較慢，秦簡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稅。商鞅變法，於孝公十二年(前350)“製轅(通爰)田”，“訾粟而稅”，即建立轅田製，計算糧穀收入的多寡而征稅。同時，廢除井田，民得買賣土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於三十一年(前316)“使黔首自實田”，命令黔首申報占有的土地數量，在全國範圍內確認了私有土地製，租稅發展為地租和賦稅兩種形式。
原始社會末期，公有的工商業，一部分逐漸為公社首領所侵占，演變為官府的工商業，直接為滿足國君的特殊需要而生產和買賣貨物；另一部分則演變為“通工易事，以羨(多餘)補不足”的民間工商業。公有的山林川澤也演變為國君的私產，所出成為國君的財富。周文王治岐時，置官員管理關市及山林川澤而不征稅，西周以後對關市及山林川澤始征收實物稅，即“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關市之賦，主要用以供給王之膳服，但也作其他用途，如晉平公收市賦作為供養食客的費用；李牧防備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為士卒費用。“山澤之賦”則主要用於喪事。其稅率，據《管子·幼官》說是“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大匡》又說“弛關市之征，五十而稅一”，都是降低關市之征稅率的意見，實際的稅率當高於此數。至於山澤的稅率，則未見有具體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