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憤終於在極度的苦悶中爆發，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段祺瑞執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反蘇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聲言為了“共同防敵”，日本軍隊可以開入中國東北全境。消息傳出，三千中國留日學生義憤填膺，責罵北洋軍閥政府賣國行徑。
中國留日學生組成了“留日學生救國團”決定“罷學歸國”、“上京請願”。這個救國團的領袖人物之一，便是李達。
5月中旬，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抵達北京。
北京大學學生們在北京大學西齋飯廳召開了歡迎大會，主持大會的便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李達和許德珩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5月21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和北京大學等校的學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請願。
雖然這次請願沒有取得多大效果，不過，卻使李達由“實業救國”轉向了“革命救國”。
回到日本之後，李達找來許多日文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埋頭鑽研起來。他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等。
一年之後——1919年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連接刊出《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兩文，署名“鶴”（取自李達的號鶴鳴）。這位“鶴鳴”先生終於“鳴”起來了，“鳴”出了社會主義之聲，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轉的政治態度。
原本埋頭於數理化的他，如今埋頭於翻譯馬克思學說著作，那在《民國日報》發表的文章，隻是他在翻譯之餘寫下的心得而已。他譯出數十萬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
這樣，李達成了中國早期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較深了解的人物。
也正因為這樣，李達跟陳獨秀才見了一次麵，陳獨秀馬上抓住了他：“你搬過來，到我這兒住，幫我編《新青年》！”
陳望道搬過來了，李達搬過來了，老漁陽裏2號裏住著三位“筆杆子”，同編《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國共產黨大計。
當然，隨著李達遷入老漁陽裏2號，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臨那裏。
這時，陳獨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終於帶著女兒子美、兒子和年從北京南下，住進了老漁陽裏2號。
陳獨秀的發妻高曉嵐所生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學學習，就在陳獨秀抵滬前夕，陳延年、陳喬年獲準赴法勤工儉學，於1920年1月離滬，坐船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到達馬賽，在2月3日乘火車到達巴黎。
[1]《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8期。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組”
那時節，常常出入於老漁陽裏2號的，還有一位文弱書生，名喚沈德鴻，字雁冰。後來他寫小說，署筆名“茅盾”，逐漸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鴻卻鮮為人曉（盡管他在1920年使用的是原名，但為了照顧讀者習慣，此處仍用茅盾）。
這位以寫《林家鋪子》《子夜》《春蠶》而聞名的作家在解放後當過15年的文化部部長，是人所共知的著名人士。1981年3月27日，茅盾以85歲高齡去世。
在茅盾病歿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他生前的請求和一生的表現，決定恢複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這“恢複”兩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恢複他的黨籍之後，黨齡從何時算起呢？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定中寫明：“從1921年算起”！
茅盾，跟那位進出老漁陽裏2號的王小姐，說起來還有點沾親帶故。如同他在《我的學生時代》一文中所回憶的：
父親把我送到一個親戚辦的私塾中去繼續念書，這親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兒王彥臣。王彥臣教書的特點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學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樣上午應個景兒，下午自去訪友、飲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聲”不錯，學生最多時達到四五十個。王彥臣教的當然是老一套，雖然我父親叮囑他教我新學，但他不會教。我的同學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歲的，隻有王彥臣的一個女兒（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齡差不多。這個表姑母叫王會悟，後來就是李達（號鶴鳴）的夫人。[1]
左翼文化運動領導者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