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時，他便聽說上海大東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車，用他那一口山東話吩咐黃包車夫前往大東旅社。黃包車夫一聽大東旅社，就知道該往什麼方向拉。後頭的幾輛黃包車，也就跟著在雨中魚貫而行。坐在這種人拉人的車上，楊明齋心中真不是個滋味兒，然而他卻必須裝出一副“高等華人”的派頭。
黃包車駛入繁華的南京路，在高懸“統銷環球百貨”六個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彎，便停了下來。楊明齋撩起車前的油布一看，迎麵就是“大東旅社”的招牌。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1]之一，大東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設的旅館，就在永安百貨商場的樓上。永安公司於1918年9月5日開業，翌日則是大東旅社剪彩大典。在當年的上海灘上，大東旅社名列一流旅館之中。所謂“三東一品”，即大東、東亞、遠東和一品香旅社，是上海當時最豪華的賓館。
楊明齋一行下車之後，便見到大門兩側掛著金字對聯：“天下之大，居亞之東”。那“大東”之名，便是從這副對聯中各取末尾一個字組成的。
進門之後，穿著白上衣、黑長褲的茶房便領著他們上了電梯。在當年的上海，安裝電梯的房子鳳毛麟角。
五樓，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兩側是一間間客房。大東旅社總共有142間客房，這“142”頗有來曆：先施公司早於永安公司，先施附設的東亞飯店有141間客房，而永安公司落腳在先施公司對麵，便把大東旅社設定為142間客房——硬是比東亞飯店多一間客房！
大東旅社的客房相當考究，打蠟地板，皮沙發，大銅床，既掛著蚊帳，又裝著水汀。剛剛在沙發上坐定，茶房便送來滾燙的冒著蒸汽的毛巾，給客人們擦臉。
楊明齋安頓俄國人、朝鮮人住下，便下了樓。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楊明齋打聽著四馬路在哪裏。哦，原來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過數百公尺的馬路，便是四馬路。
順利地找到了亞東圖書館，從汪孟鄒那裏知道了陳獨秀的地址，楊明齋便趕往環龍路漁陽裏。
陳獨秀平生頭一回見到這位陌生的山東人，起初有點不悅，因為他那兒來來去去的都是熟人，怎麼會讓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處？
當楊明齋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釗那熟悉的筆跡，陳獨秀馬上變得熱情起來，連聲說：“請，請進！”
陳獨秀關切地問起李大釗的近況，問起北京大學的近況。看罷信，知道李大釗介紹蘇俄《生活報》記者吳廷康先生前來訪問，陳獨秀馬上答應了。
“我去看望吳先生。”陳獨秀說。
“不，不，在旅館裏談話不方便，我陪他到你這兒來。”楊明齋說道。
依然瀟瀟微雨。兩輛黃包車從喧鬧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拐進了安靜的環龍路，停在漁陽裏弄口。楊明齋撐開雨傘，維經斯基穿著雨衣，壓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裏。
兩位客人進入漁陽裏2號的客堂間之後，陳獨秀關緊了大門。
“久仰！久仰！”雖然維經斯基來華之後才聽說陳獨秀的名字，不過，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裏，陳獨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闖進他的耳朵，他已經非常清楚陳獨秀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正因為這樣，他從北京專程趕往上海，“采訪”這位“南陳”。說不上“久”，但“仰”卻是確確實實的。
初次的會晤，隻在三人中進行，維經斯基講俄語，陳獨秀講漢語，楊明齋當翻譯。雙方的談話，大都是彼此介紹各自國家的情況，維經斯基向陳獨秀介紹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陳獨秀則介紹五四運動後的中國。
第一次談話在客客氣氣中開始，客客氣氣中結束，維經斯基和陳獨秀似乎都在觀察著對方。也許，維經斯基對陳獨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季漸漸過去，天氣日益轉暖。在楊明齋的陪同下，維經斯基一回又一回光臨漁陽裏，他和陳獨秀的談話，從客堂間轉到樓上，聲音慢慢壓低。
當陳獨秀知道了這位“記者”的真實身份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異常密切，他們開始討論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這一問題……
維經斯基搬出了大東旅社，因為那個地方離環龍路遠了一些，況且長期住在那裏也不方便。
維經斯基和他的代表團遷往法租界霞飛路716號[2]住了下來，為了便於對外聯係，他們又在英租界愛德華路掛出了俄國《生活報》記者站的牌子。維經斯基在上海“安營紮寨”，開始認真執行他在海參崴接受的使命。
在楊明齋的幫助下，維經斯基以《生活報》記者身份公開在上海活動。他“采訪”了很多人，據檔案記載，他會見過上海學生聯合會的正、副評議長狄侃和程天放，會見過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
大約是白居易的詩句“漁陽鼙鼓動地來”太動聽的緣故，上海除了環龍路有個漁陽裏，在霞飛路還有個新漁陽裏（今淮海中路567弄）。新漁陽裏與漁陽裏隻有一箭之隔，維經斯基常常往新漁陽裏6號跑……
[1]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司。
[2]這一地址幾乎無人知曉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陳獨秀評論》一書中仿魯的《清算陳獨秀》一文，卻偶然透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住處，並說20世紀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協會”會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