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代表團抵達北京不久，又有兩位從不同途徑趕來的俄國人悄然到達北京，並與他們取得了聯係。
其中的一位俄國婦女，也來自海參崴，不過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羅斯女人不同，她是貝加爾湖沿岸的布裏亞特蒙古人。她叫薩赫揚諾娃，會講俄語，也會講蒙古語，是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在三個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致函，建議與中國革命者建立聯係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俄國男子，蓄著大胡子，會講一口純正的法語——他本是俄國工人，後來僑居法國。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記者，從哈爾濱奉命趕來。他叫斯托揚諾維奇，又名米諾爾，俄共（布）黨員。
維經斯基
薩赫揚諾娃和斯托揚諾維奇前來北京，都是為了配合那個《生活報》記者代表團執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開始“采訪”的，是那位中國人——楊明齋。比起他的俄國同誌來，他在北京活動要方便得多。雖然他的衣袋裏放著蘇俄護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國公寓，便消融在街頭那黃皮膚、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對於楊明齋來說，這兒雖然是他的祖國，不過新來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畢竟19歲便離鄉背井“闖俄羅斯”去了，在俄國度過了19個春秋。他這次是頭一回來到北京。
楊明齋首先“采訪”的是號稱“中國通”的波列伏依。他來到了離王府井大街不遠的北京大學，跟這位在那裏任教的俄語教授用俄語交談著——雖說他們也可以用漢語交談，但是那時北京城裏懂俄語的畢竟不多，用俄語交談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鮑立維”，又叫“柏烈偉”。在海參崴長大的他，常跟那兒的中國人打交道，會講漢語，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國的《詩經》來，成了一位漢學家。1918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住在“特別一區”。台灣王健民先生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稱他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那是不正確的。他不是俄共（布）黨員，而是白俄，當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國際駐天津文化聯絡員”。不過，他傾向革命，與俄共（布）的許多人有著友誼並保持聯係。他來到天津之後，確實跟北京、上海、天津許多進步文化人進行聯絡。他既會講俄語，又會講漢語，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之間的橋梁。
鮑立維對《新青年》雜誌非常注意，每期必讀。理所當然，他注意到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時候，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裏跟李大釗談得非常投機。他送給李大釗一些來自莫斯科的關於馬列主義的小冊子，使李大釗十分高興。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於是，李大釗介紹鮑立維到北京大學擔任俄語教員，並編纂《俄華辭典》。
楊明齋拜訪了鮑立維，說是蘇俄《生活報》記者維經斯基希望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鮑立維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說：“李大釗！”又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說：“陳獨秀！”
鮑立維向楊明齋說起了北京大學，說起了《新青年》，說起了去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說起了“北李南陳”……這位貨真價實的“中國通”，十分準確地勾畫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簡貌，使楊明齋心中有了底。因為，他和維經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1]
楊明齋又去拜訪北京大學另一位俄籍教員阿列克塞·伊凡諾維奇·伊凡諾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國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鳳閣”，又叫“伊文”。他也是漢學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鮑立維來華更早。伊鳳閣所介紹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情況，大致跟鮑立維差不多，他同樣提到了“北李南陳”。
維經斯基決定訪問“北李南陳”。陳獨秀已經出走上海，他就請鮑立維、伊鳳閣介紹，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訪問李大釗。
這是俄共（布）使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李大釗的第一次正式接觸。當時，31歲的李大釗比維經斯基大4歲。
當時在場的李大釗24歲的學生羅章龍，後來這樣回憶往事：
李大釗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他在當時寫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語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數他的最多，他公開讚揚十月革命，是我國最早宣揚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時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維經斯基到北大會見李大釗是很自然的事。
維經斯基訪問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經斯基了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讚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麵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經斯基見麵，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