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斯內夫利特被押進了維也納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風聲,斯內夫利特的朋友弗裏德裏希·阿德勃帶著一位奧地利律師,趕到了維也納警察局。
“你們為什麼拘捕斯內夫利特?”阿德勃質問道。
“因為他是共產黨!”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們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是共產黨?”阿德勃反駁道,“你們別忘了,他是外國人——荷蘭人!這兒不是荷蘭!他隻是路過奧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國的簽證。他是奧地利的客人。他在維也納,沒有觸犯奧地利的任何法律,你們怎麼可以隨便拘捕一個外國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們的行為,違反了奧地利法律!”這時,那位律師也發話了。
警官無言以對,兩道濃眉緊緊地擰在一起。過了半晌,警官才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我們研究一下,給予答複。”
“在你們沒有釋放斯內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師一起到這裏跟你們交涉一次,表示我們的抗議!”阿德勃用非常堅定的語氣說道。
那家旅館頂層的單人房間空蕩蕩地度過了六個晝夜之後,終於響起了開門聲。斯內夫利特回來了,他的身後跟著四個人——阿德勃和律師,還有兩名佩槍的奧地利警察。
斯內夫利特用粗壯有力的手,拎起兩隻皮箱就離開了那個房間——他竟然沒有在那裏住過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維也納火車站,因為奧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內夫利特驅逐出境!
於是,斯內夫利特於1921年4月15日離開維也納,4月21日從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魯克”號(原名“阿奎利亞”號)輪船,朝東方進發,駛向上海……
時間淡化了檔案的神秘麵紗。據收藏在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內的英文檔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國駐華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維廉·亞梅斯,提及了這位行動詭秘的斯內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蘭公使
歐登科先生閣下
親愛的同仁:
茲接我政府電,謂某名為H.斯內夫利特者約為荷蘭人,確已負有荷屬東印度[1]進行直接的布爾什維克宣傳的使命赴遠東。電報命令我設法在他向英國駐華公使申請護照的簽證時阻止他得到簽證。
我沒有關於這個人行動的任何材料,隻知道他約在兩年前從荷屬東印度到了荷蘭。
如果閣下獲悉斯內夫利特去申請英國簽證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將不勝感激。
您忠實的艾斯敦[2]
翌日,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即複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內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遠東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爾比·艾斯敦爵士
公使閣下
親愛的比爾比爵士:
現回複閣下的來函,奉告下述情況:幾個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電報,內稱斯內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電報指示我提請中國政府注意。我已照辦並補充說,如果中國當局認為拒絕斯內夫利特在中國登陸是可行的,我將不會反對他們這樣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複函。
如果我能夠給您關於此人活動或打算的情報,我將非常高興地向您提供。
您忠實的歐登科[3]
檔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蘭政府(當時設在海牙)和英國政府都已密切注視斯內夫利特的行蹤,並已“提請中國政府注意”。
正因為這樣,1921年4月,當斯內夫利特在維也納出現,那裏的警察便關注著這位來曆不凡的人物。
在斯內夫利特被逐出奧地利之後,據荷蘭海牙殖民地事務部所存檔案表明,奧地利維也納警察局於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蘭駐維也納公使館,非常清楚地告知了斯內夫利特的動向:
斯內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發護照,其上蓋有前往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國和日本的簽章,其他身份證件則一概沒有。經驗證其身份和雇聘與解雇證明之後,斯不願在維也納逗留,遂於1921年4月15日離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並擬於1921年4月21日自威尼斯市乘直達上海的火輪繼續其旅行。
在上海,他將作為一家英國[4]雜誌《東方經濟學家》的記者進行活動。據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反軍國主義大會期間,曾有傳言說斯內夫利特到東方也將為進行反軍國主義的宣傳而建立聯係。
當斯內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東去的輪船,由於接到維也納警察局的密告函,荷蘭、英國以至日本駐奧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視這一“赤色分子”的動向。
各國大使緊張地行動起來,紛紛發出密電,那充滿著音符的維也納上空頓時充滿著不協調的無線電波。
荷蘭大使館發密電通知荷蘭駐上海領事館,還通知了荷屬東印度。英國大使館發密電通知英屬亞洲國家斯裏蘭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國管轄下的香港,以及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因為這些地方是斯內夫利特前往中國時可能經過的。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駐奧地利大使的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