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閱了大量的有關中共“一大”的回憶錄、訪問記、論文、人物傳記、檔案等中共黨史專家們做出的眾多的研究成果。本書是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研究基礎上進行創作的。沒有他們的細致的研究，就不會有這本書。例如，邵維正的幾篇關於中共“一大”的論文，給了我很多啟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的，當時的檔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們雖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憶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憶，而人的記憶力終究有限，因此對許多事說法不一。陳公博的《寒風集》中甚至把馬林和“斯裏佛烈”（馬林的原名）當成兩個人，而《包惠僧回憶錄》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處。
尤為重要的是，由於這些中共“一大”代表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見不一，回憶的觀點也有明顯分歧。大致上可分三類：一類是後來留在中國大陸的，如董必武、李達、包惠僧的回憶；一類是在海外的，如張國燾的回憶；另一類是成為漢奸的陳公博、周佛海的回憶。仔細、慎重地比較各種回憶錄，去除錯記之處，剔除虛假，刪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噓，弄清某些難言之隱，這番“去偽存真”的功夫頗費時間，但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誤區”，盡量做到本書史實準確，因為所描述的是重大曆史事件；然而，錯誤的竄入有時往往還是難以避免的。
本書采用“T”字形結構：第一章至第六章，寫的是曆史的橫剖麵，即1921年前後，而第七章則是縱線，寫了中共“一大”代表及與“一大”有關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至謝世的人生軌跡，其下限一直寫到1987年劉仁靜之死。另外，《尾聲》一章以粗線條勾勒中共的曆程。
這樣的“T”字形結構，為的是使這本書有縱深感。
當本書正在寫作之中，1990年2月12日，我在上海作家協會出席專業作家會議，有關領導傳達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意見：“希望上海的專業作家能完成一部關於中共‘一大’的長篇，以慶祝中共誕生70周年。”這一意見與我的創作計劃不謀而合。《新民晚報》很快就報道了我的創作情況。這樣，也就更加緊了本書的創作。
《紅色的起點》初版本在1991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正值中國共產黨誕生70周年前夕，而這本書在當時又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唯一一部紀實長篇，正因為這樣，書一出版，引起強烈反響，進入“熱門書排行榜”前五名。數十家報刊選載、摘載、連載了這部長篇，內中有《文彙報》《羊城晚報》《報刊文摘》《文摘報》《海上文壇》《民主與法製》，等等。《社會科學報》則連載了作者關於《紅色的起點》的采訪手記。
1991年6月28日，上海作家協會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召開了《紅色的起點》作品討論會。作家、黨史專家、評論家熱情地肯定了這部紀實長篇。
中共黨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黨史係楊雲若教授指出：
“《紅色的起點》一書收集了有關中共‘一大’的大量資料，集中解決了若幹含糊不清的問題，把黨成立之前的有關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書才思橫溢，文筆流暢，可讀性很強，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它既是一本優秀的報告文學著作，又有極高的科研價值。”
多年致力於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黨史專家邵維正教授指出：
“看了《紅色的起點》，大有清新之感，這樣生動地再現建黨的曆史，的確是一個突破。”
《紅色的起點》在港台的反響，頗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灣，我曾發表過許多文章，出版過很多著作，但是《紅色的起點》能夠打入港台書市，出乎意料——因為這本書在海峽此岸，列為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獻禮書。這樣的獻禮書，居然堂而皇之由香港和台灣出版社分別印行港版、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