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東山的心情是失落的。
因為一眾蒙古部落的首領，還沒等自己打，就幹淨麻利的選擇了投降。
這讓他對於能否名垂青史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
後人隻會知道，蒙古部落因為大明的強盛望風而降，誰會記得他的努力呢？
關鍵是自己也沒打幾場讓人聽了拍案叫好的勝仗啊。
徐敬業不跟閻東山一樣，滿腦子都是功業，他在頭疼眼前的事情該怎麼處理。
如果是簡單的邊境衝突，直接把人數報上去就可以了。然而現在蒙古部落不跟自己打，直接投降了。而且關乎到大明對外藩的處置問題，這就是不是軍方可以決定的。
這已經涉及到了主權問題了。
這算不算私自開戰啊？
徐敬業在寫奏疏的時候，就很頭疼――
一提到大明邊疆的時候，大多數人先會想到從嘉峪關到山海關那條漫長的邊境線，而不是從遼東到海南島的海疆，想到的是草原上那些彪悍的漢子，這種潛意識的心裏，是源自於南方的一貫安寧，而北方不斷的戰亂。
“我大明強盛，而南洋諸國卻都是小國，即便是給他們一百年，他們也隻會是大明的附庸，我大明想滅掉他們，隻在朝夕之間，可羅斯國這些年崛起的厲害，未來勢必會成為我大明的背心上的芒刺。”
沈玉龍的這句話出自皇帝陛下的金口。他仍然記得，年輕的皇帝以堅定而不容置疑的語氣做出了這樣的預言。
作為一個渾身上下，充斥著熱血的讀書人，沈猶龍的政治信仰就是皇帝陛下和大明帝國，當他得到召見時，內心的激動和喜悅無法言語，腦中隻回蕩著“士為知己者死”這句古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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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梁對陳子龍還算有點“曆史”印象，對於沈猶龍卻單純是因為李邦華的推薦名單裏，提了一嘴這個人。
然而親自見了這兩個年輕官員之後，徐梁卻更喜歡沈猶龍。
陳子龍無論是外貌還是人格，都深符時下的審美觀。
在原先的時空中，國變之後，他身在南京，能夠直言“借虜平寇”乃是大繆，也算是有見識。不過在徐梁眼裏，陳子龍或許能夠成為封疆大吏，甚至入閣為相，但缺乏了激進和熱情。
大明從來不乏激進和熱情的文官，隻是這種人在官場很難混。
大明從來就不缺少激進、熱情的公務員，但這樣的人很難融入官場。
沈猶龍顯然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大明沒有發生甲申國變這檔子事，或許這個年輕舉人很難釋褐，當然他也可能成為海瑞一樣的人物，但大明的官場注定不會讓他走得太遠。
然而徐梁知道，新時代正是需要這樣的官員。
徐梁在接見了陳子龍和沈猶龍之後，將陳子龍放在都察院，磨練一兩年之後就可以外放擔任巡按禦史。然後遞升監察禦史，任滿之後回到朝廷出任僉都禦使。
沈猶龍卻應該有個更廣闊、更自由的平台。
“就交給你了，以後你就是朕的耳目口舌。”徐梁將從都察院獨立出來，放心地交到了沈猶龍手中。
沈猶龍也展現出了他的高超效率，迅速吞並了幾家小報坊，組成了大明文刊集團。旗下又分為若幹個子報社。
涵蓋了高中低三個層麵的讀者群。又分為若幹個類別，又經濟、曆史、地理、科技。
同時還擔任了兩家報社的主筆，親自撰寫通報、社論，確保整個報業集團都從上到下，所言所論，皆是出自皇帝的意誌。
“近來總有人鼓吹先南後北，認為東虜覆滅了。蒙韃也再無寇邊之力，正是收複東南諸島的好時機。”沈猶龍在報業集團總編輯會議上說道：“這種論調顯然是東南勢家的聲音！咱們必須言辭反駁！還有人提出南北並進，這也是鄉願之言，不能放任。這段時間各報先從史書著手，分清主次，闡明攻伐蒙古的必要性。
“我個人以為，有兩點必須寫清楚、反複說。其一。蒙元殘虐華夏，此為國仇。其二，土木之變，皇帝受辱，此為國恥。國仇國恥，九世猶當報複！其他的，諸君可集思廣益，呈報上來。
“於此同時。也要多招募訪員，前往漠北、西域、南洋諸地，實際考察清楚，論證如今可以北伐而不能南進。這是隆景元年的要務，務必要保證民間萬眾一心，不為勢家所欺。
“最後，整合江南報業的事也要抓緊。現在江南許多報紙據說是出自東宮一脈，結果呢？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常為東林餘孽所利用。這種事豈能放任？隆景元年之前。該買的要買下來，買不下來的就盯住，一旦他們有什麼違規，立刻向都察院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