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修誌，從順治年間起就連續不輟。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各代，因編纂或續修一統誌，朝廷曾多次下詔促令各省修誌。雍正時還規定省府州縣等誌書，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廟以及園林勝跡的專誌也很多，還修關津誌、鹽井誌，鄉村鎮裏場坊市裏等誌。自乾隆以後修誌更加興盛，其中尤以江浙兩省為最著。清末，又新出現鄉土誌。
清代誌書的體例，除傳統的門目體、仿正史的紀傳體以外，乾嘉時，章學誠又別創新路。他編《湖北通誌》，將全書分為“通誌”、“掌故”、“文征”和“叢談”幾大部，每部下又分細目，別具一格。嘉慶時，謝啟昆主修《廣西通誌》，曾仔細比較曆代誌書長短得失，舍蕪取精，手訂章目22篇，分別以典、表、略、錄、傳五大門類進行統率，被修誌者奉為楷模。後來光緒時，繆荃孫等編《順天府誌》，也注意體例的創新。
清代著名誌書，通誌有謝啟昆《廣西通誌》、阮元《浙江通誌》和《廣東通誌》，李鴻章《畿輔通誌》、曾國荃《山西通誌》、袁大化《新疆大誌》。府州縣誌有陸隴其《靈壽縣誌》、錢大昕《鄞縣誌》、餘文儀《台灣府誌》、戴東原《汾州府誌》、章學誠《永清縣誌》、洪亮吉《淳化縣誌》和《涇縣誌》、李兆洛《鳳台縣誌》、莫友芝《遵義府誌》、李慈銘《紹興府誌》、繆荃孫《順天府誌》等。鎮村誌中，江蘇甘泉縣邵伯鎮的《甘棠小誌》、浙江吳興縣的《雙林鎮誌》、山東陽穀縣的《張秋鎮誌》和廣東南海縣的《佛山忠義鄉誌》等，亦均稱佳製。還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誌，如師範的《滇係》、劉端臨的《揚州圖經》、劉楚禎的《寶應圖經》、許實華的《海州文獻錄》、吳汝綸的《深州風土記》，都為人們所稱頌。
與清代相比，民國時期方誌的編纂，規模要小得多，體例多數亦沿襲舊誌。不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如注意記載農工商業的生產情況，和人們的生活麵貌，還增加了各種統計圖表等等。其中以陳訓正、馬瀛等纂修的《鄞縣通誌》體例最為完備。
綜觀中國方誌發展的曆史，及其所反映的內容，大致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地方性。除全國性的總誌和一統誌外，無論是省誌，或府、州、縣誌，以及各種專誌，無不都是記載一定的地域，反映該地的特點。二是連續性。早在唐代，封建國家就規定，各州郡按時向朝廷編送圖經。到了明清以後，統治者更屢頒修誌詔令，以將新情況、新資料不斷地補充到新修的誌書中去。江蘇常熟縣，在明代的276年間，共修誌7次，幾乎隔40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13次，每隔20年修一次。其他誌書的編修，雖不如常熟縣頻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廣泛性。唐宋以後，每部方誌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內容：如地理門有沿革、疆域、麵積、分野；政治門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門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門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門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等等。在廣泛的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無法見到的資料。四是可靠性。由於地方誌多根據當地檔冊、譜牒、傳誌、碑碣、筆記、信劄等資料編寫，其原則一般是“述而不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資料的原始性。不少誌書還搞了很多實地采訪，所謂“以一鄉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確而論說較詳”，顯示了“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的優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實性也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國曆代編纂的方誌，雖然數量龐大，但因各種緣故，損毀流失的情況十分嚴重。據統計，元代前，留有書名而亡佚的方誌有兩千多種。明代方誌應不少於3000種，現存隻千餘種。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誌書(不包括山水祠廟等專誌)，約8500多種，其中清代最多，共6000多種，10萬餘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國時期，各約有千種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過幾十種。上述現存方誌，從地區考察，超過500種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廣東、山西、湖南、陝西，各超過四百種；安徽、福建、湖北超過300種；修誌時間較晚的一些邊遠省區，如寧夏、青海、西藏、內蒙古等，也各有幾十種。誌書的種類中，最多的是府州縣誌，有6600多種；以下是鄉土誌500餘種；鄉村鎮誌300多種；省誌100多種，等等。以上方誌書，除分藏國內各圖書館外，在國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於私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