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1日，思成和徽因在清華園的家中舉辦了他們的結婚20周年慶祝會，那一天，和煦的陽光飽含著爛漫的氣息，舒暢、漫長。茶的清香和點心剛出爐的甜味交織在一起，彌漫在略有些清冷的春日，為空氣增添了幾分溫暖。
那是多麼美麗的日子啊，仿佛一切都剛剛開始——並沒有遭受過風刀霜劍嚴相逼，小樹才剛冒出綠芽；並沒有經曆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苞始綻開花瓣；並沒有碰上江上東風浪接天，小船初次揚起白帆；並沒有“物是人非事事休”，少女剛邂逅她的有情郎——所有的恐慌和不安都隻是一場噩夢，夢醒了之後窗外依然是婉轉的鳥啼和醉人的晨光。
是的，本就應該如此。這樣的和平和舒適讓人難以記得、也無須記得往日的痛苦經曆，所有的來賓都沉浸在幸福的氣息和徽因即興演講的精彩中，這樣的歡樂海洋，沒有一個人臉上帶有愁容。
不，還是有人在隱隱地擔心。老金在為新郎和新娘的身體感到擔憂——再多的快樂卻無法改變的是，這對“新人”已經不是當初的金童玉女，即使看起來再年輕，光陰的磨礪也給了他們病痛的折磨。思成依然那麼瘦，又在清華擔任著那麼繁重的課程，“每天的生活就像電話總機一樣——這麼多的線都在他身上相交”。徽因的刀口裂開了差不多一英寸，隻能用藥物進行維持。老金恨不得能為她分擔肉體的痛苦，卻隻能自責於自己的無計可施。
身體的健康狀況還隻是一方麵，沒過幾個月，遠方傳來了消息，解放軍大軍即將壓城了，這個消息仿佛一顆小小的水珠，卻在當時文化界惶惶不安猶如油鍋的眾人心中激起了最大的反應。
思成和徽因都是在藝術的環境中長大的，建築的領域那麼廣闊，詩歌的世界又那樣精彩，他們對政治既沒有興趣也沒有參與的熱情。即使是在戰爭中遭受苦難，使得他們對政府的疲軟無能有所憤慨，也並未產生進一步的想法和更激烈的情緒。他們愛國，堅定地不願離開祖國故土，但是他們並非熱愛之前的那個政權。對於一直隻在傳聞中聽過的共產黨，他們沒有任何了解和想法。
北京城外，人民解放軍已經厲兵秣馬，隻等機會成熟便馬上衝進城來，國民黨的飛機每日在頭頂盤旋，家中時不時會闖進特務來“抓學匪、抓共產黨”，思成還差一點在去學校的路上被炸彈炸裂的碎片所傷……但是，他們都渾不在意。他們的全副心神，都係在滿北京的各處古建築上。
那些瑰麗的立體藝術品星羅棋布在這三千多年曆史古城的各個角落——且不提故宮、長城、天壇和頤和園，單說那“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的“月牙河繞宅如龍蟠，西山遠望如虎踞”的府苑美景，那“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的“岩巒嶂開豁耳目，嵐霧翠滴濡衣襟”的佛寺風光，那“翠竹黃花禪林空色相，寶幢珠珞梵宇妙莊嚴”的壽安山臥佛寺，那“風水”勝境，絕佳“吉壤”的“萬年壽域”十三皇陵……
一想到這些已在人間存在了幾百上千年的文化瑰寶，就要在他們這一代毀滅於隆隆炮火之下，他們的心如同在油鍋中煎炸一般。不難理解：對於這兩個將建築學當作一生事業的人來說，親眼看到這一切無異於古人對“清泉濯足，花下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鬆下喝道”的深惡痛絕。他們有多麼為那些建築未知的命運擔心，就有多麼痛恨自己的黔驢技窮。
1948年年底，國民黨當局終於再難裝聾作啞。他們打著“在遇萬一時，政府為保護民族文化，決定全力設法搶救”的旗號，要求北平各高等學校南遷。有人勸他們隨當時的政府逃到中國台灣，可是他們不能下定決心。他們覺得那不僅是直接放棄了這些古建築，更是放棄了一個中國文人的操守。他們說：“我們不做中國的‘白俄’。”
他們的選擇是對的，共產黨很快讓他們知道了這一點。一天深夜，張奚若帶著解放軍政治部的負責人登門拜訪，聲稱需要他們的“幫忙”。當他們知道需要幫什麼忙時，幾乎到了“喜欲狂”的程度。他們從沒有這樣感謝上天，感謝他們沒有離開北京，感謝從天而降的求助對象。
這個軍人給了他們一份地圖，對他們說，早就聽聞二位先生是建築學界的專家。如今，我們的部隊即將進入北京，為了以防萬一，請二位務必在地圖上為我們標出珍貴建築和文物的地方……這些建築是我國文化的瑰寶，我們即便流血犧牲，也會保護它們的。
攤開地圖，他們不用翻閱資料，不用互相商討，甚至不用多加思索——他們熟悉那些地名，如同母親熟悉孩子身上每一寸肌膚、每一道紋理。唯一需要在意的，就是他們擦過卻仍然模糊的雙眼和不斷顫抖的雙手。
至此，即使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安全和物質的保證，即使未必能繼續現在衣食無憂的生活，他們還是堅定了絕對不離開、擁護共產黨的決心。
那名軍人拿著標注了建築的地圖走的時候，再次向他們保證——隻要解放軍還在，這些地方就絕對不會受到損害！
15日，解放軍第十三兵團(原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政治部在清華大學門口貼出了這樣的告示：為布告事，查清華大學為中國北方高等學府之一，凡我軍政民機關一切人員，均應本著我黨我軍既定愛護與重視文化教育之方針，嚴加保護，不準滋擾，尚望學校當局及全體學生，照常進行教育，安心求學，維持學校秩序。特此布告，俾眾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