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陳賡專程從北京趕來，就是要聽錢學森的這句話！錢學森後來回憶說：陳賡大將聽了以後非常高興，說好極了！就要你這句話。從這位領導人講的這些話裏頭，我慢慢悟出來，他們不是說一個簡單科學技術問題，而是我們社會主義中國建設的問題，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一個偉大戰略決策。抗美援朝戰爭那個時候巳經結束，他們想到就是社會主義中國要建設，要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我們必須認真對付敵人的核威懾。所以中國搞兩彈、發射衛星，目的不是別的，是為了我們國家不受外國人的核威懾，能夠平穩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
當天晚上，陳賡大將在大和旅館最好的包房裏舉行一個小型的晚宴，宴請錢學森。除了錢學森和朱兆祥一身便衣之外，其餘的出席者一色軍服。陳賡請任新民作主陪，出席宴會的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與航空、火箭相關的教授。錢學森的學生羅時鈞、莊逢甘也都在座。不過，考慮到談話的內容涉及高度機密，陳賡連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的部長都沒有請。
那個夜晚，他們邊吃邊談，談話主髒是導彈錢學森告訴陳賡，依照他的估計，中國如果著手研製射程300公裏至500公裏的短程火箭，彈體及燃料用兩年時間可望解決，但是關鍵問題是自動控製技術。相對於火箭而言，研製導彈的工作量80%在於自動控製技術。
陳賡說：“錢先生的話讓我心裏有了底，我們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自己的導彈。我可以表個態，我們‘哈軍工’將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錢先生隻要開口，我們義不容辭！”
中國人民解放軍“導彈化”的起點，就是哈爾濱大和賓館的那個夜晚，就是始於陳賡大將與錢學森的促膝深談。
就在這一個夜晚，回國隻有一個多月的錢學森，從美國的導彈專家演變為中國的導彈專家。
就在這一個夜晚，中國“兩彈一星”中的導彈工程，提到日程上來了。
錢學森在晚年回憶往事時說：“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
錢學森還說：“陳賡大將很直爽’他想幹什麼，讓人一下就明白。‘君子坦蕩蕩’，他的心是火熱的，他的品質透亮，像水晶一樣。”
北京刮起“錢學森旋風”
在黑板上寫著“火箭軍”三個大字。
這是錢學森在講課。他說，這“火箭軍”，也就是導彈部隊，是一支不同於現有的陸、海、空三軍的新型部隊，是一支能夠遠距離、高準確度命中目標的部隊，是現代化戰爭中極其重要的後起之秀。
中國需要組建一支“火箭軍”
在陳賡大將的大力推動下，錢學森與軍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北京軍隊高層出現了“導彈熱”陳賡大將前往中國科學院，正式代表國防部邀請錢學森講課。
1956年1月，在陳賡大將的安排下，錢學森在北京積水潭總政文工團排演場給在京的軍事幹部講關於導彈武器知識的概述，連講三場，引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對導彈的極大興趣。
那時候，很多人都還不知道導彈為何物。身經百戰的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元帥，都興致勃勃地聽講，當起了錢學森的學生。
總參作戰部空軍處參謀李旭閣曾經回憶當時聽錢學森講座的情形：
1956年元旦的第一場春雪剛剛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辦公的總參作戰部空軍處參謀李旭閣，被處長楊昆叫進辦公室，遞給他一張入場券，說下午三點總政排練場有個秘密報告，規格很高，你去聽聽！
北京城一片雪白。李旭閣騎車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總政排演場大廳路並不遠。他匆匆步入會場，環顧左右，已座無虛席。令他吃驚的是在座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將軍，他們都是三總部和駐京軍兵種的領導，許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台上，擺著國防部副部長陳賡大將的名字。驀然回首，滿堂高級將領，唯有他一個人年紀最輕，職務也最低，佩戴少校軍銜。
剛剛落座，電鈴就響了。陳賡大將率先走出來，身後跟著一位穿中山裝的學者。兩個人坐下，陳賡大將便介紹說，這位就是剛剛歸國的錢學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氣動力學家，今天由他給大家講世界上最先進的尖端武器——導彈。頓時，全場掌聲雷動。
錢學森教授站起來鞠了一躬，然後走至黑板前，揮筆寫了一行字：關於導彈武器知識的概述。
李旭閣在一個嶄新的筆記本上記下這一行字，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關於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紹。他聚精會神地聽，一絲不苟地記，什麼導彈結構用途，美國、蘇聯導彈發展現狀等等。特別是錢學森饒有意味地說的一番話，深深印在他心裏：“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製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議中央軍委，成立一個新的軍種，名字可以叫‘火箭軍’，就是裝備火箭的部隊。”以後，錢學森又於1960年3月22和23日在高等軍事學院講授火箭和原子能的應用，李旭閣再次前往聽課，錢學森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講解，至今讓他記憶猶新。
2004年4月，李旭閣在整理過去的資料時，意外地發現了自己當年的筆記本，打開一看，竟是1956年元旦聽錢學森講課的手記，他記了厚厚一個本子。錢學森的兒子和秘書得知情況後，立即專程來到他家，將原件拍照和複印，準備放到上海交大錢學森圖書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