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黨政幹部、國營職工的收入是不高的。何況溫州的物價比上海還高。
即使在溫州農村，也並非家家豪富。就在離龍港不遠的平陽縣，還有30多個鄉，連溫飽都尚未解決。隻有像永嘉橋頭鎮那樣找到了生產鈕扣的致富的門路的地方，才先富起來。溫州農村貧富不均，有雇了數百人，有人則隻能充當別人的雇工。
人心思商，知識貶值！我的一位老師，是溫州市教育界的領導幹部之一。據他說：“溫州全市12歲至40歲的少、青、壯年中，文盲、半文盲共達60萬人以上，占該年齡總人口的2275％。就浙江省10個（地）市而言，溫州學齡兒童入率為第十位，小學入學率為第十位，小學升初中升學率為第七位，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也是第十位！”第十位，也就是倒數第一位！我本人在50年代得益於溫州良好的中學教育，才考取北京大學。如今，聽教師說，溫州考上北大、清華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已寥若晨星了。一個正兒八經的大學畢業生回到溫州工作，收入遠遠不如小學文化程度的個體戶！我想，這大抵就是溫州教育事業大倒退的原因所在。
號稱“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在溫州成為最窮的階層，生活最為清苦。難怪溫州小學教師的合格率居浙江全省末位！稍有能耐人，不願做“孩子王”了。我不由得憂心如焚：長此以往，“永嘉學派”的發源地，號稱“人才輩出、文風鼎盛”的溫州豈不走上文化衰落的歧途？今日的溫州人總是以曆數蘇步青、夏鼐、黃宗英等文化名人為自豪。可是下一代的溫州人能出多少文化名人就不得而知了。
文化的落後必然導致迷信盛行。一天，我騎自行車路過溫州九山湖畔，在那條並不熱鬧的馬路上竟遇見三個算命小攤。在永嘉橋頭鎮，我拍下一張照片：一位正在滔滔不絕的講著，一個青年婦女在虔誠地洗耳恭聽，而小攤上赫然豎著“科學看相”的招牌！在今日溫州農村，那雨後春筍般崛起的新屋固然令人矚目，可是山上那像巨大的沙發椅似的考究的新墳也隨處可見。已經出現許多靠修築墳墓發財的專業戶。新墳越造越大，越來越闊氣，未死的人們在攀比著未來的陰間“住宅”究竟誰的壯觀——許多墳墓是空穴，是替健在的人預備著的在向陽的山坡上，新墳成群成片已是溫州“勝景”之一了。
溫州的百好煉乳、西山瓷磚等不愧為名牌產品，質量優良，飲譽中外。可是，眼下有些個體戶的產品，質量令人擔心。我在永嘉橋頭鎮買的手槍式試電筆，雖說樣子可愛，可是回家後插在電插座上，那指示燈並不亮！原來，那是個劣質貨。在樂清柳市鎮埠頭，我曾見到一艘裝滿鏽跡斑斑的變壓器的船，感到疑惑不解。問了熟人，才知道有人專在上海一些工廠倒賣電器舊貨，廉價買進，進行拆修、擦洗、噴漆之後，以略低於正品的價格拋出，從中牟利。一位技術人員對我說，永嘉橋頭的鈕扣質量是不錯了，而柳市的電器質量存在問題，因為有些電器畢竟不是個體生產能保證質量的。
我在上海上船時，見到幾位溫州青年把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拆掉，你拿三角架，我拿前後輪，化整為零，分散著上了船。啟航後，他們在船上裝配成整車。下船時，大搖大擺推下船。
據告，在上海買一輛名牌自行車，到溫州便可翻一個“跟頭”，“牡丹”香煙到了溫州，可以翻幾個“跟頭”哩。這種幾倍於原價的高價緊俏貨，在溫州市場上常可見到。
我還遇見一位賣商標的小販。那些織著日文、英文的服裝商標，是他們自己生產的。我試著問了一下，花十幾元可以買幾百個。這種商標，也成了“小商品”，用來縫在自產的服裝上，一下便變成了“進品貨”，可以蒙騙一些不知內情的外地顧客。
……
我有幸在大改革的浪潮中回到溫州，既是探親，又作采訪。我見到溫州明媚的一麵，也見到灰暗的另一麵。我願用我的筆，寫下真實的溫州麵目。
我以為，眼下給“溫州模式”下定論，還為時尚早。溫州市有關部門對於個體經濟采取“六自”方針——“自願結合、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定分配、自生自滅”。一場大改革正在進行之中。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人們對於“溫州模式”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在我看來，“溫州模式”是中國改革的試驗區：溫州人正在以自己“善賈”的特長在中國經濟改革中進行著一場尚無定論的試驗。既然是試驗，允許成功，也允許失敗。但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這場在溫州地區進行的試驗，都會給當代中國的改革提供借鑒。
親愛的讀者，我寫下我在溫州的所見所聞，與其說給你獻上了一篇報告文學，倒不如說給你出了一道思考題。
你說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