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歲月，每逢“最新最高指示”發布，總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在晚間首發。那時，人們不得不特地從家裏趕到單位，集體收聽廣播，聽畢便上街遊行，“熱烈歡呼”一番，這叫“落實最新最高指示不過夜”……
曆史的車輪駛入80年代。電視飛入千千萬萬尋常百姓家。電視“有聲有色”，一下子就把廣播的聽眾奪去，變為電視的觀眾。
收音機被冷落了。“老廣”們的輝煌歲月過去了。廣播事業掉進了低穀。
廣播的黃金時間，被電視擠到清早。人們“晚看像，早聽響”，隻有清早的新聞廣播還算擁有聽眾。不過，隨著各電視台紛紛推出早新聞節目，就連“早聽響”也麵臨著嚴重挑戰。
“老廣”們在困惑中思索：中國廣播的出路在哪裏？
大勢所趨，中國廣播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中國的廣播事業，曾有過光榮的過去，曾有過許多好傳統，但是也有著許多束縛人們思想的“老規矩”：
往日，中國的廣播電台曾以播好新華社的電訊作為自己的最高任務。上上下下反反複複強調，廣播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廣播當然應該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但是那時的廣播電台成了《人民日報》的“有聲版”，播音員成“念報員”，成了“傳聲筒”。
往日，中國的廣播采用“錄播”，播放事先錄好的磁帶。我播，你聽。播不播在我，聽不聽由你。反正電台國家辦，經費國家撥，不問收聽率高低。
往日，中國的電台是教育者，而聽眾——也就是“受眾”，是受教育者。電台朝南坐。聽眾隻有受教育的份，沒有發言的權利。
……
這一切“老規矩”，使電台的麵孔變得冷冷冰冰，電台的聲音變得單調沉悶。於是，聽眾日稀，電台陷於空前的孤寂之中。
難道廣播在中國已是窮途末路？
其實，廣播仍有著電視所無法替代的長處：
廣播報道遠比電視迅速。特別是遇上天災人禍，突發事件，廣播報道是所有新聞傳媒中最為快捷的；
電視塔的輻射範圍隻有80到100公裏。中國有七、八億農民，內中有三、四億還看不到電視，卻能收聽到廣播；
隨著經濟的發展，處於流動中的人口越來越多，而廣播可以在行進中收聽，電視則不行；
……
廣播和電視，應是共同繁榮，絕不是發展一個，淘汰一個。廣播求發展，首先在於自身的改革。
在改革大潮的有力推動下，1986年12月，在南國羊城，一座改革型的新電台誕生了——珠江經濟廣播電台。這座新電台，改沿襲多年來的錄播為直播，使廣播的麵目為之一新，活力大為增強。
張立功是最早注意珠江台新動向的“老廣”中的一個。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顆中國廣播改革的信號彈。
當時，張立功是湖北人民廣播電台的中年記者，既有多年工作經驗，又富有朝氣。
他決心迎著改革大潮，做一個弄潮兒。他在1988年4月6日，致函湖北廣播電視廳黨組，建議成立“長江經濟廣播電台”。他寫道：
“籌建時，要大膽改革，引進競爭機製，在全廳範圍內公開招標，讓有誌於改革者參加投標，然後再從中擇優選拔籌建者。如真能這樣改革，我將勇敢地參加投標！”
張立功下“戰書”了！
這個設想中的“長江經濟廣播電台”，也就是後來的楚天台。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一言定音：
“曆史上的楚國主要指湖北，‘楚天’代表‘湖北’，叫‘楚天經濟廣播電台’這個名字好。”
為了籌建楚天台，在5月10日、6月12日、8月24日，張立功又三度寫出報告。他要求把新電台列為全省的改革試點。他說：
“大改小難，小改大難，真改假難，假改真難。我們應下真功夫，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走出我省經濟台改革的新路子。”
張立功為未來的新電台畫像：
“‘楚天台’的形象，上當省委、省政府領導的喉舌、參謀，下做大齡青年、換房戶的‘紅娘’，科學家、企業家、專業戶的知音，扶正壓邪的監督崗，經濟新聞、各類信息的中心，最大的技術市場和文藝消費市場。”
張立功又揮毫畫上了這麼幾筆：
“‘楚天台’的宣傳模式：立體型、大眾型、經濟型。所謂立體型，就是電台有聲，報刊有名，電視有影。立足湖北，胸懷全國，眼觀世界。把本省宏觀的先進的東西打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央台，把省外的、國外的新思路、新技術、新經驗引入湖北，為湖北‘在中部崛起’做幾件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
張立功成了楚天台的“設計師”。
張立功的建議，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以及省委宣傳部、省廣播電視廳領導的支持。他起初被任命為楚天廣播電台副台長，後來被任命為台長兼總編輯、黨總支書記。
這樣，張立功這位改革型的闖將，得以把他設計的改革型電台藍圖付諸實踐。
於是，在中秋節那花好月圓的日子——1989年9月14日上午6時25分，一個嶄新的1179中波頻率的電台，在荊楚大地發出了第一聲歡笑……
為了祝賀楚天台開播之喜，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在賀詞中，提出了對楚天台的要求：要“豐富多彩”，要“好戲連台”，要“歌舞升平”，要“寓教於樂”。他希望楚天台“同心同德，振奮精神，埋頭苦幹，開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