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同誌：
遲複為歉。素不相識，本不該以冗長的信打攪您，但有些情況又不得不細說，動筆幾次，終於又擱下；感於你的至誠，但複信又覺為難，所以拖延至今。
首先應深謝您的關心；其次愧當“功勞”二字，並非我一人可成此事。至於談到因您父親而使工作問題受到影響，都屬落實政策範圍，那麼，我完全不在此列。因當時我尚未踏上社會；若說為此事所受的“審查”，今天了解下來，亦未構成後遺症，因而沒有什麼可落實。看來當時辦理我此事的工作人員並未食言：他們曾允諾我的要求——不向地區反映。這是我最憂慮的事，既得知，不留痕跡，則一了百了，更複何求！
今夏7月11日晚，您親戚來敝舍相訪，我回顧了與他們的談話，我對自己的某些做法很不以為然。
朱佛恬同誌（注：傅雷夫人的親侄子）說，曾經去文聯要求他們尋找我，但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大可不必為這件事來尋找我的下落。因此，我希望我不至於到他們麵前去申訴而謀得境遇的改善，當然也不希望別人在這種情況下為我頗費口舌。這是公的一麵。就私的一麵，我全然理解您的心情。可是我認為您完全可以不必在精神上感到有某一種責任。雖然從表麵上看，事情與你們有關連，但在當時，完全是我個人的動機、想法。人與人相處，難免有“人情”往來，但任何事情一落到“人情”這一框框中，就失卻了自然的真趣，凡屬不自然的事，我希望不至於被我遇上。但，我和您從不相識，因此連人情兩字都不適用，所以，作為子女的你們想了卻這件事的迫切心情我是那麼地理解。因此，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完全成了一種××（注：原文如此），這對我將是一種窘迫和難堪。並非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必須酬謝或以語言表意，處理某些事情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聽其自然。
我需要什麼？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個女孩子（別管那女孩子有多老）應有的自尊。遺憾的是並非每一個人都懂得這一點。我在這塊土地上拖過了童年、青春，看盡了嚐夠了不同的人對我的明嘲暗諷，偏偏我的敏感和自尊又是倍於常人。然而我願寬恕他們。因為人總是這樣的：
活在物質的空間中，便以物質的眼光估價別人、估價一切。他們不知道人赤身來到這世界，人的靈魂是等價的：也許大總統的靈魂比倒馬桶的更賤價，如果他的心靈醜惡。可惜，不是每一個人能想到這一點。如今我已到了這樣的年歲：雖非日薄西山，卻也桑榆在望，隻求得寧靜，此外的一切，我都無所謂了。不希望因人們巧妙的言辭、表情而流露對我的嘲弄致使我情緒上有波動，這種損傷我心神的波動絕非有價有值的東西所能補償的。
所以，我隻能生活在不了解我一切的環境中。
所以，我希望少與人接觸。不管認識與否，我一向力求別人能了解我，因此，敢以絮叨相煩。
傅同誌來滬，如有便、順路，不妨至敝舍一敘；若無暇，盡可不必以之為念，想能知我。
匆匆草此，攪時為憾。
這是一封何等真誠的信。一顆純潔無瑕的靈魂，躍然紙上！
她以為，她隻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她說：如果她當時不寫那封為傅雷鳴冤的信，也許她不會“暴露”，傅聰也就永遠不知道她是何許人。她本來就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她所以做那件事隻不過因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的翻譯家——傅雷！
她還說，傅家的聲望今非昔比，但是毫無必要把她的名字與傅家聯係在一起。她仍是普普通通的她，一個平平常常的女讀者而已。
我從她的母親那裏，知道了她的頗為坎坷的經曆：，她1958年畢業於上海第一女中。當時，她與她的俄語女教師過從甚密，那位女教師被錯劃為“右派”，學校領導要她寫“揭發材料”，她拒絕了。這樣，盡管她成績優異，卻因“立場不穩，思想不好”無法跨入大學的大門，隻好在裏弄生產組工作。她常常說，如果那時她違心寫了“揭發材料”，她可能早就跨入大學的大門。但是她內心永遠不會得到安寧的。十年浩劫中，父親因政治問題，受到猛烈的衝擊，在1971年離世。她體弱多病，迄今未婚。1979年，她已41歲，竟下決心進入業餘大學學古典文學專業，成為班上的“老學生”。她堅持學了4年，以總平均超過90分的優異成績畢業，獲得紅色金字的大專畢業證書。自1984年下半年起，她調到上海一家編輯部編副刊，兼文字編輯與美術編輯於一身。工作是那樣的忙碌，每天還要花3個多小時擠公共汽車。
她愛文學，愛書法，愛繪畫，愛音樂，愛生活。然而她是一個恬淡的人、自潔的人，於人無所求，於己無所欲。
臨別，她用這樣的話，誠摯地對我說：“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砂子。請恪守諾言，不要透露我的姓名，我淡於虛榮！”
親愛的讀者，請原諒我通篇隻用一個“她”字——因為我們有約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