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一事，也使曾國藩十分難堪：
金陵城破之後，曾國藩根據曾國荃報告，曾向清廷奏報：城內太平軍，或擒斬，或自盡，或追殺，無一漏網。幼主洪福滇則死於亂軍之中。不幸幾個月之後，江西巡撫沈葆楨卻奏報擒獲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填等一幹太平天國高級領袖。據供同時逃出金陵的，不下數千人。
這一來，已足證明曾國藩從前的奏報，是虛偽不實的了。至少應負“失察”之過。要不是有克複金陵、蕩平大亂的大功，這“飾詞人奏，鋪張戰績”的欺罔罪名，曾國藩兄弟是逃不了的。雖然清廷不便明顯地加罪，而來自各處的冷諷熱嘲，也是夠使人難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壽祺竟引此事而彈劾曾國藩。是否出於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壽祺以一個小小的起居注官，居然敢彈劾功業正盛的總督大臣，倘非見風使舵，是難以想像的。如此則清朝朝廷對於曾國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懷疑了。
清廷對於曾國藩兄弟明加封賞，在骨子裏卻是疑忌橫生，猜防備至。這對於一生以克己自持，謙退為懷的曾國藩來說，並不難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爆脾氣的曾國荃，就咽不下這口冤氣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請開缺回籍調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後，競諭令“照準”，連一句表示溫慰的話都沒有，僅賞給人參六兩而已。
曾國荃感到滿腔冤憤，無處發泄。當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九月初，曾國藩由安慶再到南京，住進剛修建完成的總督署時，群僚畢賀，冠蓋雲集。曾國荃競在大庭廣眾之下，厲聲指責清廷功高賞薄，是非不分，一時聲淚俱下。曾國藩在旁勸止不住，窘急得無地自容，尷尬萬分。
曾國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駱秉章、鮑起豹會奏湘潭之勝與靖港之敗，請獎賞立功之將，而曾國藩自己則另外備一個專折，痛陳錯誤，自動請罪。折中有“請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之語。不料清廷在獲悉這個湘境空前大捷的大好消息之餘，竟會革去曾國藩的禮部侍郎職，責成其戴罪“剿賊”，甚至鹹豐皇帝禦筆朱諭，加以嬉笑怒罵，盛詞相責。鹹豐毫不容情地大罵曾國藩：
此奏太不明白，豈已昏聵耶？汝罪固大，總須聽朕處分。豈有自定一責問之罪？殊覺可笑！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漫無定見也！
打了七八年爛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錢我不出，連一個像樣的名義也不願給。始終是前禮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義，弄得曾國藩哭不得，笑不得，進不得，退不得。
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國藩的大功而向慈禧進讒，如祁雋藻輩即引曾國藩少年時渡洞庭湖詩：“直將雲夢吞如藹，未信君山鏟不平”句，強調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劉先生主自許，以詩為證，入情入理。當時如果不是因為湘軍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隻好加以羈縻，同時曾國藩又善於自處，否則一定會興大獄，或是兵戎相見了。
自湘軍兵抵金陵起，曾國藩心理反應日趨緊張。引退之念，皆始於同治二三年間。而決心之堅，則成於江西爭餉的敗訟，從中嗅到朝中親貴大臣傾擠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發布言官對曾國藩之彈劾，
尤使曾國藩恐懼。故三月之稱病辭官，自成因於多方複雜因素。如其致同鄉兵部侍郎黃悼函說：
弟自庚申（公元1860年）忝兵符以來夙夜隻懼，最畏人言。返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文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複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便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盡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此函頗明白地透露出對朝內傾擠之怨望。在其具疏請辭之先，亦將引退決心函告郭嵩燾：
近來禮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將之消息盈虛之常，即合藏熱收聲，引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
此已充分表明曾國藩決心引退之誌，而無所隱瞞與係戀。曾國藩值此眾謗叢集之會，惟有與弟曾國荃互相安慰，互相勉勵，其致曾國荃函，尤見心情之充分流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初三日函說：
弟軍今年餉項之少，為曆年所無，餘豈忍更有挑剔？況近來外侮紛至迭乘，餘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即臨眉睫者。即兄弟同心禦侮，尚恐眾推牆倒。豈肯檄生芥蒂，又豈肯因弟詞氣稍忍，藏諸胸臆？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慪，遂不容胞弟片語乎？老弟千萬放心，千萬保養。此時之兄弟，實患難風波之兄弟。惟有互勸互助，互恭維而已。
至於朝內方麵之猜嫌疑忌，尤加深曾國藩之恐懼憂煩。金陵克複不久，傳聞湘軍殺戮搶劫，虜獲無算。因此有禦史賈鐸之彈劾，彈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則借題發揮，將賈鐸彈章飭諭曾國藩，明旨追查實情，顯然示以警誡。
朝廷故示生殺之威，操縱臣下，尤足使曾國藩驚懼傷心。此一諭旨，極具參考價值，足為研究當時政情之重大參考。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十一日上諭：
據禦史賈鐸奏：請飭曾國藩等勉益加勉，力圖久大之規，並粵逆所掠金銀，悉運金陵，請令查明報部備撥等語。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至國家命將出師，拯民水火，豈為征利之圖。惟用兵日久，帑項早虛，兵民生困，若如該禦史所奏，金陵積有巨款，自係各省脂膏，仍以濟各路兵餉賑濟之用。於國於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屬實，諒曾國藩亦必早有布置。惟該禦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該大臣知悉。
同時，果然有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寧將軍富明阿，由揚州防地趕至金陵，一麵視察湘軍行動，一麵探詢李秀成是否假冒頂替。富明阿於七月十八日會見曾國藩，住於舟中，暗中查看湘軍一切行徑。朝廷對曾國藩之猜疑，對湘軍之防範，表露至為明顯。
在這種種拂逆麵前，曾國藩確實表現了“動心忍性”的聖賢用心，不斷地表白自己不願官居高位的心跡，隻是讓人感到過於悲涼。
第三個例子是曾國藩剿撚防線崩潰之時。針對當時撚軍呼嘯而來、呼嘯而過的特點，曾國藩摒棄了僧格林沁前堵後追的疲勞戰術，而代之以千裏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築就的千裏防線都在一夜之間被撚軍衝破，從而使他再次成為攻訐和參劾的中心，“山東、河南民士習見僧王戰者，皆怪曾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致使他寢食難安，“病盜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劇。隨後，他奏請兩江總督李鴻章攜帶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專顧本轄之徐、海、準、泗各府，並與山東撫臣商辦山東軍務。……俟東路軍務稍鬆，仍當回駐金陵或駐清江，竭力籌餉，乃足以固軍心而維大局。並請旨飭下湖北撫臣曾國荃，遇河南緊要急時，攜帶關防，移駐南陽府，與河南撫臣商辦軍務。豫事稍鬆，仍當回駐德安，或回武昌，兼籌餉頃。”
清政府很快就批準了他的請求，但諭旨中卻申飭道：各省巡撫自應協商防務，聯絡聲勢，“迅掃狂氛，惟曾國藩總理師幹，尤宜通籌全局，毋得去諉地方督撫，致軍事漫無紀律。”
朝廷的譴責使曾國藩心裏大為不悅，僧格林沁“剿”撚四年有餘，最終導致全軍覆沒。而自己“剿”撚不滿二年，勝負難分，撚軍突破了賈魯河防線，並不意味著河防之策不可行。僅憑這一點即遭嚴申飭，於情於理都令人難以服氣。由此也不難看出清政府對他態度的冷淡，一時間曾國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準備。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曾說道：
餘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戮，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國藩已請假一月在營調裏，再行續假目的，主要是為了觀望清政府對他做出的反應，同時也為他或開缺或留任做調整法碼。
續假已滿，曾國藩便按照原定計劃奏請開缺：
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即見亦不能多言，豈複能殷勤教誨？以親筆信函答諸將者已年餘矣；近則代擬之信稿，亦難核改；稍長之公牘，皆難細閱。是臣昔日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而用兵拙鈍，剿粵匪或尚可幸勝，剿撚實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明知必誤大局，而猶貪戀權位，諱飾而不肯直陳，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軍相信頗深，而必遽求離營，不顧君心渙散，是負恩也。臣不敢欺飾於大廷，亦不忍負疚於隱微，惟有籲懇天恩，準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係將士之心，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忝。
曾國藩擺出種種理由，請求開缺，但一句“臣以散員留營”則道出了他的真實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棧的寓意。此時，他仍對清政府抱有一絲幻想，認為或許會像以往曆次戰敗那樣，朝廷降溫旨以慰留，使其繼續“剿”撚，直到將“剿”撚行動堅持到底。但當諭旨降下，卻頗使曾國藩心寒，此次並非溫行，而是嚴厲地申飭。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緊，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
可還沒等曾國藩將“三請四請”奏疏發出時，他又接到了寄諭：
著再賞假一個月，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廑係。
朝廷冷硬的態度，使曾國藩且憂且懼。陳請開缺時，是以病體難支為理由，將欽差與兩江總督一並開去的，因為他知道豈有不堪“剿”撚重任卻可為兩江總督一職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兩江總督，擺在曾國藩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條回籍休養，一是駐京賦閑。這兩處都不是曾國藩所願去的。回家休養，這意味著他將從眾人矚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製軍不合，複思出山。近徐鬆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複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為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與地方官友好相處，這一點曾國藩沒有信心。駐京養病，他將成為政客們的眾矢之的，在仇人、政敵的攻訐之中，他將無法獲得片刻的安寧。他不由得慨歎：“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餘決計此後不複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營中照料雜事，維係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一連幾天，曾國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又接到了朝廷諭旨，暫緩赴京陛見，令其回兩江總督任，由李鴻章接任欽差大臣，辦剿撚事宜。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曾國藩總結出來的這套對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屬於道家哲學中以柔克剛的內容，顯得過於被動。然而，在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亂世之時，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更高明的處置辦法嗎？
引人深思的是，曾國藩不僅把逆境稱為逆境，而且把順境也稱為逆境，因為他要求自己在順境中看到逆境，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關鍵所在吧。
他在寫給弟弟的誡語中說：“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又開異曾國荃說：“極盛之時，每虞蹉跌，弟當格外小心。”“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
“常留餘地”這一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在曾國藩這裏，成為了他治政治軍過程中處事的一條原則。他在攻克金陵前對曾國荃強調說：“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這種“功不獨占”的思想，以及攻克金陵後由裁軍、減餉等事所體現出來的“功成身退”的思想，都是“常留餘地”的具體化。
他對下屬，也常勸誡他們“常留餘地”。例如，當鮑超“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之際，他寫信給鮑超說：“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盛衰消息，“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本是自然規律。曾國藩對人事政事的這些深沉的思考，是具有辯證因素的。他告誡諸弟說：“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曾國藩一生，順境時少，逆境時多。這使他養成了一種“忍”字當頭的性格和韌性戰鬥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總結自己走過的路程說：“困心橫慮，正是磨煉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立誌之訣，不料被申夫看破。餘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鹹豐元年）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鹹豐三年、四年）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鹹豐五年、六年）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掉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鹹豐八年五月，曾國藩自省說：“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而從曆史事實來看，曾國藩也是過分自責了。
智慧點評
所謂順境，指的是一種順利的環境、和諧的局麵、良好的態勢。逆境，不順利的境遇。也就是說，人總還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中，當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無論是維持生存還是成就事業，總感到困難重重時，我們說，這樣的環境是逆境。人人都渴望順境，因為從順境到成功，困難少，阻力小，資本厚，條件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