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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積極肯幹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隻有兩三個，也比十個暮氣沉沉的人強。
——列寧
本節要點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誌；評價人才，褒為主，貶為次。
故事案例
喜歡被人稱讚，厭惡被人詆毀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這一關勘不破，那麼一切學問、才智，就都隻是用來欺世盜名的。當今天下大亂，人人都懷有得過且過的心理，事不關己，則不予過問。我們應當立個標準，自己遵循，並且聯合誌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萬不要讓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壞了心中的堤壩。
1.君子有高世獨立之誌
君子有遠大獨立的誌向，而不會讓世人輕易地看出。有藐視帝王、退卻三軍的勇氣，卻從不輕易顯示。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樹，就必須從默默地不讓別人知道自己開始做起。古人在遭遇困難憂慮的時候，正是他的品德修養進步之時，其功表現在胸懷坦蕩，其效驗表現在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關鍵都在於遭受大的磨難挫折的時候，把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樂觀的心胸，有坦蕩的襟懷，即使身體受了外部傷害，也不至於傷到身體內部。
士人第一要有誌氣，第二要有見識，第三要有恒心。有誌氣，就不會甘心為下流；有見識、，就知道學無止境，不敢稍有所獲就自滿；有恒心，就肯定沒有辦不到的事。三個方麵，缺一不可。
凡人心發動，必須一鼓作氣，盡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隨之而來。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隻要臨死之時，沒有什麼可以後悔遺憾的事，就是萬幸了。要舍命報效國家，要戒慎恐懼，重視修養。古時說“服了金丹，就可換骨成仙”，我認為立下誌向，就是金丹。
君子立誌，應當有把人類和萬物作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應當有修養品德、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隻有這樣，才無愧於父母的生養之情，不愧為天地間的完人。他所憂慮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專修德行、不精通學業。於是，便會憂慮小民的頑固不化，憂慮外敵侵擾國家，憂慮壞人當道而優秀人才被排斥埋沒，憂慮自己未能給平民百姓以恩澤，這就是俗話說的悲天憫人，這是君子之憂。至於那一己的成敗，一家的溫飽，世俗之人理解的榮辱得失、貴賤毀譽等等，君子是顧不上為此憂慮的。
人的氣質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難改變，但是通過讀書卻可以改變。古代精於相人術的人，甚至說讀書可以改變人的骨相。但是，說到要改變人的氣質的方法，最重要的還是先確立堅定的誌向。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修心養身，道理沒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龐雜，與自己切身相關，每時每刻都用得著的，隻要一兩句話就行，這就是守約。
凡是疾病纏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製的，大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頑強的意誌指揮氣，一種是以靜製動。一個人疲憊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於氣弱。然而，意誌堅強的人，氣也會隨意誌而稍有改變。比如貪早睡，就可以憑毅力堅決早起；如百無聊賴之時，如果端坐而聚氣，氣必會振作，這就是以誌帥氣。久病則氣虛膽怯，時時有怕死的想法困擾於心，就是睡夢之中，也難以安適，必須將生時的名譽，死後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種雜念，都全部除掉，這樣，心中自然生出一種恬淡的感覺來，從而在寂靜之後，真陽自生，這就是以靜製動的方法。
誦讀《孟子》中的養氣章，似乎已經有所領會，我願終身以孟子為師，即使不斷顛沛流離，受盡苦處，似乎總有孟夫子在我跟前，在時刻引導著我，也許到死的時候，可以有所仰信。
2.評價人才，褒為主，貶為次
曾國藩一生用人極多，評價人物也極多，而他以誌趣高低作為評價人物高下的準繩，可謂抓住了人物評價的關鍵。但有意思的是，曾國藩在評價別人時，總是以褒為主，以貶為次，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
例如，對被他參劾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餘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
又如，對與自己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簡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
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稱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察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在評用人才上的見識，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在上文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直接把一個人能否立誌、誌向高低作為衡量人才高下的標準，這個觀點是極有見地的。因為，在曆史上還沒有一個庸庸碌碌、胸無大誌的人最後能成就大事的。
俗話說，有誌者事竟成，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從立誌開始的。據《史記》記載，秦末的陳勝出身農民，家境很窮，少年時代就以幫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窮誌大，很想有所作為。他常常感歎人世，有時惆悵，有時噱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勞動之餘休息時，坐在田埂上默默長思。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有朝一日我發了，成為富貴的人，我將不忘記窮兄弟們。”與他一起勞作的佃農們聽後都不以為然，並笑話他說：“你一個幫人幹活的農夫，何來富貴之談？無非是說大話而已。”陳勝對於大家的取笑十分遺憾，深有所感地說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有誌者終成大事。不久，陳勝便在大澤鄉發動了推翻秦朝的農民起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人們證實了他的豪言壯語不是癡人說大話，而是他的宏願和決心的表達。 與曾國藩同時的左宗棠也是素懷大誌之人。左宗棠自稱今亮（即今世諸葛亮），以精通經世之學勉勵自己，當科場失意後，他絕不留戀，而他最終也因自己的經世之才而得到當時朝中大臣的賞識，成為最終功成名就的晉升之階。 左宗棠，字季高，號樸存，湖南省湘陰縣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歲時，隨祖父在家中梧塘書塾讀書。六歲開始攻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九歲開始學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歲的左宗棠在書鋪買到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不久，又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齊召南的（（水道提綱》。對這些涉及中國曆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左宗棠如獲至寶，早晚研讀，並做了詳細的筆記，對於今後可以借鑒、可以施行的則“另編存錄”。這些書使他大大開闊了眼界，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治理國家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許多沉湎於八股文章的學子對此很不理解，“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左宗棠卻毫不理會，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因丁憂回到長沙。賀長齡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曾與江蘇巡撫陶澎針對時弊，力行改革，政聲卓著，並請魏源選輯從清朝開國到道光初年有關社會現實問題和經世致用的論文，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欽慕賀長齡的學問、功業和為人，便前往請教。賀長齡見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誌向遠大，極為賞識，“以國士見待”。見他好學，又將家中藏書任其借閱。每次左宗棠上門，賀長齡必親自登梯上樓取書，頻頻登降，不以為煩。每次還書，都要詢問有何心得，與左宗棠“互相考訂，孜孜斷斷，無稍倦厭”。賀長齡還曾勸告左宗棠：目前國家正苦缺乏人才，應誌求遠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這是一所曆史悠久、聲譽頗高的書院，為南宋時抗金名將張浚與其子、著名理學家張拭所創辦，大學者朱熹曾在此講學。此時主持者即是丁憂在籍的原湖北學政、賀長齡之弟賀熙齡。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世致用學者，教學的宗旨就是：“透以義理、經世之學，不專重製藝、帖括。”左宗棠在這裏不僅飽覽了漢宋先儒之書，求到了有用之學，而且結識了後來成為湘軍名將的羅澤南等，並以誌行道互相砥礪，以學問義理共研討。賀熙齡也很喜愛左宗棠，曾說：“左季高少從餘遊，觀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