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校園,更混亂了。

“革命”沒有帶來一絲一毫期待中的昂揚氣氛。此刻整個學校由誰在掌權已經全是表麵文章,角角落落彌漫著一種既殘酷又低劣的嬉鬧。

前些天傳來一個真實的笑話,說表演係一個姓彭的學生拿著玩具槍去恐嚇古典文學教師陳汝衡老先生,聲言革委會已作出槍斃判決,由他來執行。陳汝衡先生哪裏能夠辨別槍的真假,被那個學生逼到牆角後,突然轉身跪下祈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娘……

講述這件事情的是戲劇文學係的一個青年教師,他笑罵道:“這個老家夥,臨死求告還押韻!”

隻記得唐乃祥同學終於找到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老娘來了”,說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說詞。

我趕緊向宿舍飛奔。走過學院被稱為“南京路”的一個熱鬧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師站在那裏示眾,口裏不斷說著“我諷刺,我諷刺……”已經第二天了。我希望媽媽不要為了迎我朝這兒走,看到這個景象。

這位瘦瘦的老年教師已經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稱他“艾克斯先生”吧。這位先生早年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文革”一來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對象”,每月領取二十六元生活費。那天他突然貼出一張驚世駭俗的大字報,說對於自己這樣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個月發二十六元的生活費實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於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詳細列出了前幾個月他的每一項生活開銷,一算,每月平均隻要十八元。

這張大字報如果不是嘲諷,那就是十足的醜惡。但了解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諷,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揚。

這事使當權的造反派們非常尷尬:“怎麼,他比我們還革命?他比中央還革命?”於是隻有一個辦法,讓他站在大字報前麵,不斷說自己是諷刺。

我反對造反派的一切示眾行為,但對這件事,心情有一點複雜。因為萬一這位先生近乎瘋狂的投機心理得逞,我們全家隻有死路一條了。

媽媽總算沒有迎過來,靜靜地站在我們宿舍對門已故熊佛西院長住宅的竹籬下。她不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連頭頂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們學院的這個高音喇叭是有名的,何況它現在正懸在我媽媽的頭頂。

畏縮在竹籬前的媽媽滿臉愁苦。竹籬上纏著花藤,與媽媽出嫁那天花轎路邊的景致相同。花藤的顏色和竹籬的顏色都很黝黯,像是用鐵杆鐵絲紮的,而且都生了鏽。但一到開春季節,就會奇色噴湧,一路是花。

此刻媽媽不會有這種回憶,她隻覺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麼陌生,唯有纏滿花藤的竹籬有點眼熟,可以供她短暫躲避,躲避在這裏等待她的兒子。

她見到我後的第一句話是:“阿雨沒東西吃了,我知道。”說著把一張早就捏在她手裏的兩元紙幣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問這錢是哪兒來的,隻把它擋在媽媽手裏。媽媽沒再推,也沒把手縮回,兩隻手就這樣隔著一張紙幣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說明了今天來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給叔叔寫信,寫明家裏的困境。“本來我也可以寫,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禮儀,不習慣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麼。你是小輩,說得不合適也不要緊。”

我說:“媽,相信我能寫好。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過了一星期,我計算叔叔的回信應該到了,便趕回家去。

上樓梯時就覺得不對,隻聽得兩個人的腳步聲慌慌亂亂,原來祖母和媽媽都搶著來迎我。

媽媽搶先講了那句話:“你叔叔沒了!”

“啊?”我刹時呆住,腦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這是祖母的聲音,像來自曠遠的亂山。

我立即把臉轉向祖母,突然清醒,這是這位曾經是十個孩子的母親的最小一個兒子的失去!但我還說不出話。

祖母又講了一句:“我已和你媽媽一起去過蚌埠,把骨灰盒——拿回來了。”我以為她會大哭失聲,卻沒有。

當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媽媽從來不會撒謊,講半句假話就暴露無遺。我必須立即猜出是怎麼回事,便扶祖母坐在椅子上,然後捂著媽媽的手到門背後,說:“告訴我!”

媽媽直接地說,叔叔是自殺。祖母知道當時自殺就算犯罪,決心把我們瞞住。

七十五歲的老太太,親自坐夜班火車趕到蚌埠。那個單位裏,到處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標語。

祖母蓬亂的白發,飄拂在她最小的兒子被倒寫的名字上。

叔叔隻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不是當權人物,憑什麼打倒他?

媽媽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到處要抓“牛鬼神蛇”、“反動學術權威”,那裏地方小,找不到什麼權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發他吹捧《紅樓夢》,是放毒。

媽媽還在說:“把他押在垃圾車上全城遊街,他哪裏受得了這等屈辱,回來大聲與造反派辯論,說《紅樓夢》是一部優秀古典名著,結果被說成態度惡劣,再一次遊街。”

“他打倒後一再抗議,但每一次都換來一群他平常看不起的小人來審問他。他的心氣多高,最後隻能……”媽媽頓了頓,又說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動脈,搶救過兩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剛烈的人……”

對於餘家,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沒有時間體味其中的強烈悲情了,隻有快速采取一係列應變措施——

表妹以女兒之孝,抱著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護送。那天爸爸也請假從關押地出來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經完全沒有自殺的權利。在叔叔的幫助也失去之後,他不能聽任全家衣食無著而獨自離去,更不能聽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兒子後再失去最後一個兒子。他決心重新在關押地思考,今後怎麼辦;

我和表妹決定立即向所在學校申請,爭取第一批下鄉勞動,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經十八歲,托人介紹到漁業公司出海捕魚,可以補貼家用;

媽媽操持家務,撫養著兩個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後來知道,她背著我們悄悄地去從事無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替附近一家電機小廠洗鐵皮,成天赤著腳,渾身水淋淋;

祖母雙目發怔,看著雲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波羅蜜多心經》,我們從小聽熟了的……

當一切安排停當,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變了一個人。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摯愛《紅樓夢》,最終也為這本書死去。他像賈寶玉一樣為逃離肮髒、尋求幹淨而遠行,但最後卻坐上了最肮髒的垃圾車。

為此他寧肯以鮮血來洗滌,洗出一個幹淨的“太虛幻境”來駐足。正是在這裏,出現了賈寶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剛烈。

很長時間,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沒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隨手翻閱顏真卿的字帖,突然渾身一震,趕快回家問媽媽,那次收拾叔叔遺物,有沒有見到一本字帖?

媽媽又回到了那可怕的時日,說,那時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們去時連一個日記本也沒有找到,哪裏還會有什麼字帖?

我不知那本顏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兒去了,腦中又浮現出叔叔當年在福州路舊書店櫃台前微微顫抖、小心輕問、隆重捧持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