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極度饑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麵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說，吃過了。祖母說，胃疼。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想來想去，不如爭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們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讓那裏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著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他故意把披在身上的軍大衣袖口一晃蕩，那隻戴著“工總司”袖章的空衣袖就甩到了我們眼前。“工總司”的全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司令是就後來很快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最後又被判為無期徒刑的王洪文。
“好，既然來了，就坐下談談。”說著他清了一下喉嚨，提高了聲調：“說到——”他要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麵，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老餘，”沒想到等來的居然是這麼一個親切的稱呼，我的耳朵很不適應，而他卻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動起來了。
他故意又重複一句：“說到老餘，”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說了下去：“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免會有一些曆史問題，隻要正視曆史，坦白交待，痛切檢討，革命群眾是會原諒的。我們連末代皇帝、國民黨戰犯都放了嘛，啊？”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這裏房子並不寬餘。造反隊幾個常委都擠在一間屋子裏辦公，要騰出一間房子給老餘住，還要再騰出一間給看守人員住，一下子就要兩間，多不容易！但我們為了幫助他，沒辦法。”
這話我有點聽不下去，便用問題來打斷：“我爸爸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嘴角一牽，說：“那就不便對你們子女說了，這是審查紀律。”他顯然不希望我們糾纏在具體問題上，因此繼續往大裏說：“關鍵是要充分認識舊社會的罪惡。他身在其中，那麼多年，能不傳染嗎？要知道，在舊社會，老百姓有冤無處申，有理無處講，連飯也吃不飽！”
——他萬萬不能提到“連飯也吃不飽”，我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看了他幾秒鍾，想說什麼，還是沒有說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來，看著我們。
我終於開口問那個人：“能不能讓我們見見爸爸？”
那人滿口答應，但他一直緊跟在一邊。我們見到爸爸時，身邊又多了兩個看守人員。
爸爸萎黃憔悴，眯著眼睛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叫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讓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絲笑意，說：“我不要緊，家裏的事，安徽的叔叔會來幫助，你們要孝順祖母、媽媽。”
說完又是一絲笑意。
最後，他關照我們：“過兩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製服帶來，我要穿。”
二
祖母和媽媽在我這裏聽到爸爸可能有自殺的企圖，急了，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爸爸的單位。
媽媽扶著祖母。祖母的“半大腳”一拐一拐地從海防路彎到江寧路，然後向南，走過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閘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終於到了。那一路沒有公共汽車能完全乘到，能乘到也不能乘，因為已經完全付不起車錢。老太太這是急急風地去救自己的兒子，昔日繁華的南京路，今夜隻剩下了她的腳步。
問了幾個人，推了幾個門，最後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批鬥會的會場。爸爸已經低頭站在台上，今天批鬥的話題是：“挑唆子女對革命造反派領導施加壓力”。
會場已經坐滿人，門口一個老頭不知道祖母和媽媽是誰，沒讓她們進入。她們兩個就站在會場外麵，從一道門縫裏觀看。這是一個側門，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觀眾。
這天晚上還好，隻有兩個發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推搡了四、五下。還有一次，爸爸的腳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腳的腳背去搓右腳的腳肚，被邊上一個造反派看見，說聲“嚴肅點！”踢了爸爸一腳，但踢得並不重。爸爸被踢後向前一個踉蹌，隻是因為毫無思想準備，而且當時隻有右腳站地，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蹌，引來全場的笑聲。
這笑聲使祖母和媽媽深感訝異，立即轉身去看台下的觀眾。這一看不要緊，她們看到了阿堅、趙庸、張茂宏，這些“情同手足”的“當年同事”，他們也笑得很愉快。還有不少以前到家裏來過的朋友，也在笑。
媽媽這才歎了一口氣，說：“這些人心腸也太狠了。他們都知道我家有那麼多人……”
“全是奸臣！”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貶義詞，卻也不小心把他們抬高了。
但是就在這時，媽媽發覺阿堅和趙庸向這道已經展開不小的門縫投來疑惑的目光。他們應該能夠從祖母的一束白發、半個側臉認出點什麼。
媽媽怕再生出點事來，拉著祖母要走。祖母說，她還要與造反派頭頭論理。媽媽說：“秋雨他們去了一次就這麼批，您我再一出場，他更麻煩了。”
祖母一想也對，就氣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從爸爸在批鬥會上的神情來看，祖母和媽媽估計他最近還不會自殺。他們覺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殺，就不會對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麼認真地抗辯。
這是祖母和媽媽的一次判斷錯誤。
爸爸這人，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樣被踢了，而且踢得一個踉蹌，也可能無所感覺，他正豎著耳朵在聽今天的批鬥又有了什麼新的“提法”——請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實，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正以同樣認真的勁頭在策劃著自殺。他對自己的“提法”早已無所謂，在意的是這些“提法”將會給我們這些子女帶來多大的災難。
他已經看到，這樣的批鬥，時間越長問題越多，而縮短時間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殺。自殺之後必定會有一場陳屍大批判，那畢竟是暫時的，當新的批判對象一批批地挖掘出來，他也就會被人們淡忘。他希望我們這些子女能在人們對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過，自己已經四十五歲，實在已經活得太長了，因為他的八個兄弟姐妹都沒有活過三十歲，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現在唯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來信，不知情況可好。
他自己不敢寫信去報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為如果安徽情況很好，去信會是一種破壞；如果那邊情況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邊一切都好，那麼，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點走向人們對他的淡忘。
因此，當媽媽幾天後去看他的時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製服送去。
三
當爸爸在關押室裏期待著叔叔的時候，祖母和媽媽也在家裏期待。她們商量幾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決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餓死了，叫秋雨寫，趕快寄！”
根據這個決定，媽媽親自摸到學院來找我。
媽媽認識我小學的全部同班同學和中學的部分同班同學，卻不認識我大學裏的任何一位同學。她來到我們學院後到處打聽，最後終於經一位外係同學指點，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學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們宿舍邊的一處樹陰下等著，自己則與另一位同班同學王建華分頭在校園裏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