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前半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如何發展壯大企業與積聚財富上麵，他的後半生卻將目光轉移到如何為自己的巨額財富找個安穩妥當的去處。洛克菲勒一直有一個信念，他認為上帝賜予他財富是為了造福於人類，所以他必須依照上帝的旨意，將自己的錢財合理地分配，隻有這樣他才會心安。
不過，捐錢並不比賺錢更容易。20世紀初，洛克菲勒的股票和其他投資大幅增值，他的財富還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他原來的捐贈顯得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了。
公眾對他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人們希望他能更加慷慨。為了安撫公眾輿論，避開政治上的攻擊，洛克菲勒不得不以更大的行動來捐贈，他的表現已經完全像個慈善家了。
此外，他還要向他人證明，作為一個超級富翁，他完全可以用一種非常體麵的方式卸下包袱。
有人攻擊洛克菲勒說，他所表現出來的樂善好施隻不過是一種用來欺騙公眾的伎倆罷了，作為一個靠掠奪與壟斷發財的商人，他的骨子裏不可能真正為別人著想。
這樣評論洛克菲勒是不公正的，盡管我們也不排斥他的捐贈有部分目的是出於打消人們對他的懷疑，重建良好的公眾形象，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出於他的信念。
與現代許多企業，哪怕是捐贈一小筆錢也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番的“壯舉”不同的是，洛克菲勒對自己的慈善行為相當低調，他不想讓別人懷疑自己的施舍有某種追逐私利的動機，所以，他寧可在悄無聲息中進行這項本該享受人們鮮花、掌聲與讚譽的高尚事業。
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洛克菲勒並不認為人天生有權接受別人的施舍。他常常擔心自己的捐贈會助長別人的依賴感，因為這種依賴是與新教教義所主張的“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是相悖的。
他認為，作為施舍者，要調整行善與自力更生之間的關係。他說：“要學會既幫助對方，又不至於削弱對方的道德勇氣，這可是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他還處處小心，唯恐打亂現有的社會等級製度。他堅信社會總是賞罰分明的，認為富人是因其超群的智力和事業心而得到回報。相反，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失敗幾乎總能歸咎於他個性上的某些弱點，歸咎於他身體上、心理上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他認為，造成人與人之間貧富差別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個性上的差異，我們隻有用我們良好的素質幫助更多的人樹立起堅強的性格，才能幫助更多的人擁有財富。
弗雷德裏克·T.蓋茨是洛克菲勒慈善事業的守護神。1894年前後，威廉·雷尼·哈珀首先提出在芝加哥大學建一所醫學院的建議，但洛克菲勒表示反對，並提出一個全新的方案：建立一個主要或完全致力於研究的醫學係。蓋茨生來具有說客的本領，能用無與倫比的精力和智慧來說服他人。3年後，他提議建立一個醫學研究機構，他深知這個建議一定會引起洛克菲勒的共鳴。
雖然洛克菲勒並沒有立即同意蓋茨的建議，但他一直在思考這件事的可行性。最後，他終於意識到，建立這樣的醫學機構完全符合他的需要，它既穩妥又能贏得人心，雖然這樣的醫學機構不一定能有什麼了不起的發現，但至少不會給自己帶來難堪。
洛克菲勒準許蓋茨的建議，籌建一個專門用於研究、沒有任何商業目的的醫學機構。
建立這樣的醫學機構在當時的美國尚無先例，可是洛克菲勒卻堅信，這樣的機構不僅能夠填補慈善領域的一塊空白，而且也是自己所有的慈善事業中最有前途的。
不過，洛克菲勒的這一舉措還是遭到了來自醫學界的質疑。許多醫學界人士認為，醫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科學，單憑一些人的胡思亂想，即使他們有了什麼發現也是毫無用處的。不過，洛克菲勒對於自己認定的事，向來是不理會別人的意見的。這時他想的不是建不建醫學機構的問題，而是怎樣建、怎麼運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