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初，今年已逾花甲，此生求學，上過三個大學。第一個是“廣闊天地”大學，修業五年，收獲頗豐，可以說是奠定了我今後發展基石的五年；第二個大學，是“工廠”大學，修業二年二個月；第三個大學，拜鄧公改革開放之福，在我離開學校十二年後，又重新跨入校門，就讀於“河南師範大學”，攻讀外語專業，經過四年的學習，一九八二年二月畢業，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然而，“廣闊天地”的五年經曆，自己總認為是獲益非淺的五年。
我是恢複高考之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即人們常說的“77級”。畢業以後，奔波於兩輪之間，躬耕於講台之上。倏忽間，三十二年已過。卻看園圃翠綠，姹紫嫣紅，企盼大樹挺拔，漸成棟梁。然而回眸一望，鏡中已是雙鬢染霜。常自思：蹉跎歲月，並無一事可成，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以往的歲月，使我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不敢說是博覽群書，總可以說是手不釋卷，尤其是文史類書籍，自詡對中外曆史，頗下過一番功夫。在此基礎上，遂有將古代典籍翻譯成現代白話文的想法。由於所學專業並非文史，按照專家們的說法，這樣做有點兒“率爾操觚，不知深淺”之嫌。可是“廣闊天地”五年的勞動和自學經曆，加之堅韌、執著、喜歡挑戰的性格，使我對此事欲罷不能。既然要做的是一件繁難的古籍翻譯，與其翻譯已經被他人翻譯過的古典文獻，不如知難而上，選擇一部無人敢於問津的史書，《漢書》即成為我最終選中的古書。
絕大多數中國人稱自己為“漢人”，稱自己的民族為“漢族”，稱我們使用的語言為“漢語”，稱我們使用的文字為“漢字”。作為中國人，對於本民族的曆史，尤其是西漢曆史，確實需要有一個完整、準確的了解，了解一個客觀的，而不是像“戲說”一樣虛妄的曆史；真實的，而不是像某些“學者”所講的：“像一個小姑娘一樣，可以任意被打扮的曆史。”假若可以將這部《漢書》譯著完成，正可以為此做出一份貢獻。念及此，更讓我下定決心，要做一次挑戰。
《漢書》問世以來，已經有兩千年的曆史，中國人對於西漢曆史，尤其是後期曆史，仍然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漢書》文字的難讀。《漢書》甫一問世，人們就已經發現，其中許多古字古詞難讀，甚至於有許多地方很難讀通，當時的許多著名學者，已經開始在為《漢書》作注，及至東漢末年，漢獻帝更是詔命著名的曆史學家荀悅，將《漢書》改寫，編為《漢紀》，這恐怕是《漢書》最早的“譯本”，但也正因為此，《漢書》中大量的珍貴曆史資料變得支離破碎，直至後世宋代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從《漢書》中擷取了許多材料，但是大量有價值的材料，還是遭到舍棄，史書在對史實的編選時，本身就已經是精而又精，經過這樣對《漢書》的一再刪削修改，人們對漢史的了解，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數年來，曆經寒暑，為了保持頭腦清醒，我常常在淩晨三四點鍾就起床，在電腦前反複琢磨，仔細推敲，在每篇紀、表、誌、傳中逐字逐句地遊弋、思索，選擇合適的句式，找出每篇紀、表、誌、傳中，作者用辭的含意，上下文的關聯，再將兩千年前的古文，以現代人容易理解的文字形式表達出來。在此期間，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從學者專家的注釋中，辨別出對應的準確含意；即使有了這些，確保將整部《漢書》以“信、達、雅”的標準翻譯出來，仍然是難乎其難。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漢書》中的每一篇古文，僅僅滿足於翻譯出來，顯然還不夠，還要努力做到雅俗共賞。特別是在《漢書》這部古書中，保留了兩千年前大量的詩歌，辭賦，奏疏，詔書，策問、對策，諫言。甚至於還有遠古留存下來的《尚書》、《易經》卦辭。如果將這樣的一些古文，僅僅滿足於翻譯出來，則完全失去了文章本身的韻味。這就如同是有好的食材，卻被一個糟糕的廚師給任意糟蹋了。因此要求譯者在翻譯古文時，必須要在“雅”字上麵多下一些功夫，而這個“雅”的把握，正是古文翻譯中最難把握的。在這方麵，也是我最耗時、最費盡心力的地方。用“殫精竭慮、耗盡心血”來形容，絲毫不過分。在幾年的翻譯過程中，我有幾次暈厥，有幾次因為耳石症的發作天旋地轉，病臥在床。真可謂是在“譯”途中艱難跋涉。在此，我要感謝我的夫人吳華穎，她在醫院工作，正是在她的精心嗬護下，才沒有出師未捷，中途夭沮。
譯稿完成以後，出版仍然是一個難關，投了十餘家出版社，均以出版社已經改製，現在是企業化經營，難以保證經濟效益為由拒絕出版。在此，我要十分感謝新世界出版社的餘守斌編輯，正是在餘守斌編輯的鼎立支持下、多方協助下，這部譯著才得以正式麵世。
這部譯著有著以下特點：
第一：整部譯著，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誌十篇、傳七十篇，均由一人完成，從而能夠保證整部譯著風格的完整性、用語的統一性。現代文的使用整齊劃一，力求符合當代人的閱讀欣賞習慣。
第二：為了讓讀者方便了解古代曆史紀年，在《漢書》翻譯時，凡是需要標注紀年的地方，盡可能地以括號形式注明現代人所使用的公元紀年，用兩種紀年方式進行對比。
第三：在西漢二百三十年間的曆史中，漢民族與匈奴民族之間的對抗與交往，以及不斷地民族融合，一直是貫穿始終的最大民族問題，在《漢書》譯著中，凡是有匈奴出現的地方，譯者努力將曆代匈奴單於的名稱與漢代紀年進行對比，參考書目有譚其驤主編的《簡明中國曆史地圖集》。
第四：將十二位帝王的紀年清晰地標注出來。參考書目有方詩銘編著的《中國曆史紀年表》。
第五：《漢書》中有很多的詩詞歌賦，有重要大臣的對策、諫言，皇帝的策問、詔書。這些曆史文獻有許多收錄在漢以後各個曆史時期出版的文選中，比如《昭明文選》、《古文觀止》、《史記菁華錄》（《史記》中有許多列傳，與《漢書》中的傳記相互重疊）等著作，並且《漢書》中，還有很多的文章、書信、詩詞歌賦，這些著述有些經過現代著名專家、教授的現代漢語翻譯，譯文可謂華彩紛呈，精妙絕倫。同樣也是抱著“百花齊放”的態度，不揣鄙陋，在《漢書》翻譯中，譯者不僅將這些詩詞歌賦，著名的曆史文獻進行了現代漢語的翻譯，而且力求在譯文中做到古人翻譯中所強調的“信、達、雅”，特別是詩詞歌賦，均按照格律詩的形式，采用古體駢文的形式，大膽嚐試，逐一進行翻譯，以供文學、史學界大師們批評指正。
第六：《漢書》整部譯著完成後，為了保證譯文的準確性，可讀性，譯者經過反複地校對，力求做到譯意準確，譯文典雅，使得讀者在進行閱讀時，能夠做到流利順暢，老少鹹宜，雅俗共賞。我們知道，《漢書》不僅是一部劃時代的曆史巨著，而且還是一部文學巨著。譯者在翻譯時，反複在思考這個問題：如何將整部譯著譯得典雅，既符合當時人的著述風格，還要讓當代人在閱讀時，無論老幼，無論知識程度深淺，均能讀起來，琅琅上口，做到雅俗共賞。因此譯者特別重視翻譯後的修改，譯者下了極大功夫，對《漢書》中部分譯稿進行了數十遍的修改，尤其是七十傳記，反複地進行修改，真可謂是字斟句酌，嘔心瀝血。從頭至尾的修改，起碼有十五次以上。
第七：在《漢書》翻譯的整個過程中，譯者參閱了大量的古今參考資料，特別重視古今學者編著的參考書籍，主要參考書目有唐朝顏師古的《漢書注釋》，清朝王念孫的《讀漢書雜誌》，清朝沈欽韓的《兩漢書疏證》，清朝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清朝錢大昭的《漢書辨疑》，清末王先謙的《漢書補注》，清代數學家李銳的《日法朔餘強弱考》，清代曆史學家錢大昕的《三統術衍》，民國楊樹達的《漢書管窺》。還有現代曆史學家陳直的《漢書新證》，現代天文學家陳遵媯的《中國天文學史》，現代曆史學家姚明輝的《漢書藝文誌注解》。對於難以解讀的古文古字，譯者使用的工具書有《辭海》、《現代漢語詞典》、《難字大辭典》、《說文解字》、《廣韻》、《爾雅》、《漢文典》、《古漢語詞典》等書籍。
盡管譯者已經付出了艱辛努力，由於譯者本人的知識疏淺，而《漢書》本身又的確是一部古樸深奧的古書，《漢書》譯著中不可避免地還會存在許多錯誤。譯者對於古文的理解，以及在現代漢語的表述方麵，還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希望這部《漢書》譯著麵世後，能夠在專家、讀者的指導下，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指正，以利在下次再版時修訂。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日星期日於珠海靜思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