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已經提到明朝前期主要是由宋代的程朱理學所統治，它強調的是“存天理，去人欲”，是“格物致知”，這一時期士尚質行，學無異端。這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每一個人都在禮教的道德規範之內，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貞女構成一係列普遍倫理價值型人格。而王陽明這一“致良知”學說的出現，對朱熹的這一套理學思想恰好是一個叛逆，也產生了強大的衝擊力。
王陽明手記
其實，未悟道之前的王陽明也是朱熹的後世門徒，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親身實踐朱熹“格物致知”的教誨，就把竹子當做研究對象，他專心致誌地“格”竹子這個“物”，用了七天七夜時間，卻一無所得。不知這是否使得他對朱熹等創造出的這一套理論產生懷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陽明建構自己的哲學體係，本來沒想要衝擊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學，他的目的在於挽救逐漸沒落的封建統治，可這一思想一問世，便成了引發思想解放的催化劑。他的哲學，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衝擊了“聖”“賢”與“六經”兩大權威。
在他之後，有很多追隨者，被稱為王氏後學，例如後來的泰州學派、李贄、公安派，以至於明末清初的黃宗羲、茅元儀、孫奇逢等人，他們對王陽明的思想進行發展，從而使得明末出現了個性解放的人文主義思潮，這一思潮影響到市民階層的各個方麵。
王陽明的哲學將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帶有世俗人情的味道，從而容易為普通人所接受，這就影響了明末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影響了後期的文化藝術，出現了以“文化”和“娛樂”為中心議題的市民文化。例如小說《金瓶梅》的出現，肉欲赤裸裸的展露，到《牡丹亭》中具有審美意義的愛情，從欲望的覺醒，到人性的覺醒。這就是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大進步，陽明功不可沒。
梁啟超說：“王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實為精到評價。
內裏歌功頌德，外方戰浪滔天
世宗嘉靖皇帝，一輩子都在與程朱理學所謂的儒家正統禮製作鬥爭，試圖創造自己的有“禮”之國。可是，他的有“禮”之國，在當時的社會就好像空想主義一般，根本無法實現，而他的“以禮治國”，必然以失敗告終。然而，當嘉靖皇帝夢醒時分，等待他的卻是紛紛擾擾的內憂和外患。
“大禮”之爭，抑或皇權專政？
“存天理，去人欲”是宋代程朱理學的中心理論，它的正統“發明者”當然就是宋代大儒程頤明和朱熹。程朱理學思想是中華儒學的一個新台階，它雖然有璀璨的一麵，然而，也恰恰是它將儒學推入了畸變的發展道路，最直接的惡果便是與朱熹同姓氏的明王朝世宗時期，那場“天道”與“人情”的“大禮議”。
何謂“大禮議”？“大”多數都是用來指關於皇家的事情，比如皇子的婚禮稱為“大婚”；“禮”則指程朱理學那套儒家正統禮法下的王權製度下的禮義等級秩序；“議”自然也就是爭議、議論的意思，合起來也就是“關於皇室禮製的爭議”。自古帝王之家皆最重不同等級人之間的禮製。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學說成文化的正統，它的禮製思想也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儒家思想經曆唐朝這一低潮之後，於宋代興起，再次成為思想正統中的正統，在明朝尤其如此。
明朝的士大夫們好像被宋朝的程朱理學完全催眠，對於儒家君君臣臣那套禮製無上膜拜，若是有人敢觸犯這種規矩，便等於在動搖社稷。而恰恰作為最不能觸犯這套禮製的一國之君，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璁就顛覆了這個“遊戲規則”。這裏並不是說朱厚璁拋棄了儒學中的禮製的思想，而是他對士大夫那套程朱理學完全棄如敝屣，卻自有一套關於“禮”的新詮釋。他甚至把自己關於“禮”的思考付諸社會實踐，意圖創造一個理想的國家，他簡直比尼采更加瘋狂。而他這種理想主義的產生，要從他以藩王身份一躍成為一國之主開始說起。
武宗朱厚照一生荒唐放蕩，30多歲了還沒子嗣，大臣們總是勸他選皇儲，可是朱厚照認為自己壯得很，不用考慮下一任皇帝的問題。哪知道在他31歲時，卻因為一場小風寒而見了閻王，根本來不及立遺詔、傳宗嗣。在他駕崩之後，大好江山沒有後嗣繼承，內宮、大臣們匆忙選立新君，期間出現了30多天的權力真空階段，為曆朝所罕見。
已不存在的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朱厚熜堅持從這裏進入紫城
這等江山無主期，政府的工作自然就落在當時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身上。楊廷和與其他大學士商議來商議去，決定從武宗的堂兄弟中下手，於是選定了興獻王長子朱厚璁。原因在於武宗死後，他是“厚”字輩中年齡最大的那個。
15歲的朱厚璁被大臣們擁至帝位，千裏迢迢從家鄉趕到京城，倒也泰然自若。但是，迎接他的並不是直接登基，而是要以皇太子的身份行即位之禮，即由東安門入，宿文華殿。尚未成年的朱厚璁立刻感到不妙，轉而問擬定詔書的楊廷和：“《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等臣聽罷均是一呆。
原來這句話當中的用意可多著了。其一就是朱厚璁在強調“誰是自己的老子”這個問題。誰是朱厚璁的“老子”？毋庸置疑應當是興獻王。但是按照正統儒家程頤明所說：“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朱厚璁繼承了世宗的位置，按照皇室正統傳位的方式，他就應過繼給世宗的父親、自己的伯父孝宗為子。因此他要叫孝宗為“老子”，而叫親生父親興獻王為叔父，叫母親蔣氏為叔母。這是楊廷和等大學士眼中正統的儒家禮法規定，但在朱厚璁看來，卻是很不孝的行為。
再者，如果朱厚璁承認孝宗為父皇，並且作為堂兄世宗的繼承人登基，那麼他就要承認自己是世宗母親張太後的兒子。如此一來，他等於成了張太後把持朝政的傀儡。作為以藩王身份入繼的朱厚璁來說，他對宮廷實在沒什麼親密感，反而充滿戒備和陌生，如果還活在別人的控製和陰影下，這可讓他很是不爽。
沒人能想到這個僅僅十五歲的小子，竟然有超乎尋常的政治嗅覺。這一疑問，立刻成了擺在大臣們眼前的難題。隨後，不管楊廷和等臣怎麼跟他講那些理學中的正統禮教，朱厚璁就是不肯接受皇太子的身份，也就不能即位稱帝。江山一日無主，百姓便惶惶然，宮廷內則一團亂，這種情況正是朱厚璁的撒手鐧，反正這些大臣們是來求他做皇帝，如果他不肯做，沒人逼得了他。最終，張太後終於受不了了，下旨同意他略過行皇太子之禮，直接舉行登基大典。
朱厚璁暫時達到了自己的情理目的和政治目的，自當欣欣然接受皇帝的寶座，是為世宗，國號嘉靖。這場關於禮教與人情的鬥爭，以他的勝利而告終。然而，這隻是一個圍繞“禮”展開鬥爭的曆史之初始，以後還有更多的風波等待著這些王朝中的臣民們。
朱厚璁以稚齡給了他的那些臣子和張太後這個後宮權利狂熱者一個下馬威，也逐漸顯露出他的個性和不願受人擺布的獨立心態。楊廷和等士大夫和張太後一心維護王權等級製度，卻不顧及自己對父母親的情感，這使朱厚璁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他剛及垂髫便亡父，母親蔣氏獨立撫養他，他對父母的感情自然深厚，因此他絕不能不認自己的父母。不僅如此，他還要把他們扶上正統的位置。於是，他和宮廷的這些“守禮”之人，展開了又一場較量。
張璁像
雖然江山有主了，朝臣們還是覺得不安生，仍舊希望朱厚璁接受以孝宗朱祐橖為父、太後張氏為母的禮法規則，並以漢成帝立陶王劉欣為皇太子及宋代的“濮議”事件作為正反例，意圖改變小皇帝的想法。但朱厚璁隻丟下一句：“父母豈有說換就換之禮。”於是，朝廷內又回到“誰是皇帝的老子”的爭端上。嘉靖要稱自己的父親為“皇考”，而稱孝宗為“皇伯考”，但是，朝臣們認為興獻王不是真正的帝王，不可以稱“皇”，如果以“皇”稱呼他，孝宗要往哪裏放？
於是皇帝與重臣之間爭執不下，一時間滿城風雨，而就在所有大臣都反對嘉靖的時候，四十七歲才及第的新科進士張璁卻選擇在這個時候支持皇帝。而他這一賭注正是下對了。《禮記》有雲：“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禮製是源於情感的，孩兒孝敬父母是發乎情的東西，無法抑製，而這不違背孔子的傳統道德理論。張璁就是以這個為理論作為自己的出發點，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聖人緣情以製禮”，直接戳到了“繼嗣”一脈的痛處，也讓嘉靖皇帝的心堅定了。於是他在與大臣們僵持了四年關於“誰是我的老子”這問題之後，不打算再忍了。
朱厚璁即將滿二十歲之前，以“母後儀駕”的禮節接自己的母親蔣氏入朝，至此開始“恢複”父親為皇室正宗的“篡宗”專政。緊接著一連串違背所謂“禮製”的行動開始了，群臣們、儒生們到殿前哭了數次，直呼：“禮法啊！社稷啊！”朱厚璁聽得心情越來越糟，終於無法忍耐。畢竟是皇帝，他掌握著所有朝臣的生殺大權。
學者李潔非先生曾感歎：嘉靖來自“九頭鳥”的故鄉，“九頭鳥”百折不撓、一拚到底的精神，誰也拗不過。這皇帝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便不再忍耐，一口氣將五品以下官員134人逮入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姑令待罪。這件事，當時稱為“大禮獄”，明朝士大夫們當時的慘烈狀態，令後人都禁不住淒然。
這位皇帝終於達到了他修複“正統”的目的，如願以償地叫孝宗為“皇伯考”，昭聖太後張氏為“皇伯母”；稱自己的老子“恭穆獻皇帝”為“皇考”，蔣氏“章聖太後”為“聖母”。估計興獻王也沒料到，自己在死後竟然成了“皇帝祖宗”。
這場持續四年、看似圍繞“大禮”的爭議終於落幕，然而這真的是禮製之爭嗎？朱厚璁明確地表明孝宗隻是自己的伯父，但是他既然在當初反對稱親生父親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稱皇叔，就要講君臣之義”，那麼稱孝宗為皇伯考不是也要講君臣之義嗎？難道要把孝宗當做世宗朱厚璁的臣子嗎？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矛盾。
其實明朝“大禮議”一事，並無是非曲直，而明朝的君臣們，對於禮製的理解也是粗疏的。這一事件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皇權專製力量的強大。在議禮一事上，朱厚璁非但對其生父稱帝稱考，而且稱皇稱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於明堂。這樣的做法，連張璁等人都覺得有些不對。但是，誰又能控製帝王的權力控製欲呢？正如晚明學者黃景璁所說：“有導其源，思節其流，難矣！”而朱厚璁的隨心所欲，又豈止“大禮議”一事？
“禮”與士大夫的悲哀
沒有哪個皇帝在剛當政的時候就想渾渾噩噩地過，這嘉靖皇帝朱厚璁也是一個“新帝上任三把火”的人。剛剛做了皇帝，自然得給百姓們謀點兒福利，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於是朱厚璁下詔，該罷黜弊政的就要狠狠地罷，該懲治的就要“千刀萬剮”，這下可苦了那些貪官汙吏和走後門的官兒們。
腐敗分子被處理了，百姓當然樂得減少經濟負擔，一派“中外稱新天子‘聖人’”的景象。不過這可不是朱厚璁的功勞，而是楊廷和製定的各種政策，皇帝隻需簽個字、蓋個章，便萬事大吉。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楊廷和這個臣子還算做得不錯。如果他沒有在禮製上那麼固守所謂的“正統”，而朱厚璁也不計較那麼多“禮”的問題，相信這君臣如能默契配合，明朝應該能迎來中興。可惜啊，天向來是不從人願的。
嘉靖通寶
楊廷和堅持“禮製”，但他是老頭子，總有一天得退休。所以，楊老頭子一退休，朱厚璁便“瘋狂”了，他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勢肅清了反對他的人，開始創造他的理想之國。
李潔非先生說，嘉靖從“大禮議”看到了自己的事業前景，而這種前景將超過時間的束縛成為永恒。人倫大禮，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區別）”。朝代有更迭始終，再偉大的君王，其事業在身後也終會有泯滅的一天。但是人倫之義，祖天述地，與日月同存。因此，嘉靖皇帝認為隻有在立法上有所建樹，才是真正的不朽。他似乎悟通了一個道理：與其做一位特定時代的世俗主宰者而留名青史，不如鑄造精神範式，架設思想燈塔，指引千秋萬代。
嚴嵩是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貪客之一。
他的“覺醒”似乎一醒就是二十年，在他這段“進取”建設國家的日子裏，把全部熱情和精力都投到禮教改革上，正郊祭，修孔廟，厘正太廟廟製，舉凡國家的禮製之大者，他能想到的，都讓他折騰了一番。
這是一個奇怪的皇帝，他反對楊廷和那套繼嗣正統“禮製”，但他對禮製的各種東西卻非常癡迷。他把儒家各種繁文縟節的東西弄得徹徹底底，然後作為思想套套來統治臣民，維護自己的權威。這是專政心態的極端化表現，完全是思想的扭曲。而造成他這種扭曲思想的罪魁禍首，卻恰恰是他的最愛——禮。
作為一個皇帝，朱厚璁的確實現了專政。在這專政期間，他完完全全地駕馭了士大夫們，他用“大禮議”告訴他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公然表彰阿附的士大夫，隻要肯站到他這一邊，他便獎勵他們，這把士大夫的骨氣全都磨沒了。另一方麵，他搞專政，搞個人崇拜，士大夫們必須給他歌功頌德，寫一些狗屁不是的文章，他們才能安生。皇帝不想受士大夫的擺布，就要將他們擺布得如玩偶一般才成。因為這種統治，明朝的士林風氣徹底衰落了。
由於朱厚璁自幼生長於民間，對太監沒有依賴性，所以在他當政期間，沒有出現任何宦官專政的事情，而他反倒對士大夫有幾分“鍾情”。他在控製士大夫的同時，那些阿諛奉承他的士大夫們，就自然受到了他的寵愛，這從嚴嵩的身上就可以看出來。
嚴嵩本來還是個不錯的臣子，早期也並沒有阿諛奉承的習慣，卻因遭到閹黨的迫害而被貶。嘉靖即位，他再度出仕，本以為能有所作為，但是一件事情的發生，讓他徹底認識到，自己不腐敗、不阿諛奉承就不能活。這件事發生在嘉靖十七年的六月。
世宗朱厚璁欲讓生父獻皇帝稱宗入太廟，命下禮部集議。這時任禮部尚書的嚴嵩是躲不過去的了。這是個棘手的差事，順從皇帝，立刻就會招來罵名；按照慣例來秉公辦理，自己烏紗帽難保。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嚴嵩寫了一份模棱兩可的奏疏交給皇上。朱厚璁對他的態度非常不滿，親書《明堂或問》，警示廷臣，言語犀利，堅決表示要讓其父明孝宗獻皇帝稱宗入廟。
這無疑是皇帝對嚴嵩的一種“沉默式”批判。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下來，要砍他的頭。於是，嚴嵩“痛改前非”，完全順從皇帝的意思，為朱厚璁的生父獻皇帝祔太廟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禮儀，並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禮畢後，寫了《慶雲頌》和《大禮告成頌》。這兩篇文章文筆絕佳，很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平步青雲，也注定要作為一個“奸臣”而活在曆史上。
不過，對皇帝來說，權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嚴嵩在與良臣夏言長達十餘年的鬥爭中，盡顯其陰狠狡詐、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終於贏得勝利，位極人臣。但朱厚璁在這些年來一直聽到有關嚴嵩驕橫的傳言，對他漸生厭惡之心。而嚴嵩的兒子也不爭氣，老是憑借老子的能耐到處惹是生非，很多大臣受不了這父子，便紛紛彈劾。
朱厚璁一看，也到了該辦嚴嵩的日子了，寵了他那麼久，對他的所有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若是寵太久，嚴嵩好像把他這個皇帝當成瞎子了。於是一紙詔書，把嚴嵩那惹了禍的兒子下獄、砍了，削了嚴嵩的職，抄了他的家，嚴嵩終於倒下去了。
嚴嵩的一生可以作為當時士大夫們最好的範例，來印證這個世宗皇帝對士大夫的控製能力。可是，朱厚璁真的能駕馭士大夫們嗎？黃仁宇先生說，明朝朝廷主動部分其實都是百官臣僚的集團，而非君主。儒家的理論代表者始終是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已經束縛了君主意誌。雖然他們一波又一波地被這些皇帝們給打壓下去了，但是他們的思想永遠都纏繞在帝王的心裏。從朱厚璁沉湎於“禮”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反對楊廷和等士大夫的儒家理學的禮製主張，然而他自己還在努力地“培養”新的禮製。
嘉靖帝
因此，嘉靖皇帝在“以禮治國”失敗之後，心靈突然空虛起來，隻好尋仙問道，仰賴道教而活，終因吃了太多所謂的“仙丹”而亡。這個皇帝的一輩子，就隻能用“倫理悲劇”來形容。
回觀朱厚璁當政期間，一眼可看出“大禮議”是毫無意義的戰爭，在這之後他掀起的禮儀治國政策更顯得可笑，而他控製士大夫的做法隻能看做是一種絲毫不好玩的遊戲。君主和他的朝臣們始終沉湎於關於“禮”這種精神階層的爭議和問題，卻忽略了國家當下最需要的就是開明的政治、經濟、軍事政策這種物質層次的實事，這樣的國家怎麼可能不向沒落踏步？
抗倭名將的榮辱
王朝的危難時刻，尤其是外患加身的時刻，就極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去拯救搖搖欲墜的國家，使生靈免遭塗炭，山河得以完好。時勢呼喚這樣的英雄，急盼他們勇敢地站在曆史的轉折點上力挽狂瀾，他們的出現是家國之幸、時代之幸。當我們回過頭去揭開曆史的麵紗，但見波浪滔天中的豪情萬丈，無限沙灘上的軍馬萬千，他的風流颯爽的姿態，怎能不讓人對他發出驚歎！
雖然一個英雄改變不了曆史的進程，但他的所作所為足以影響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追溯到十六世紀，我們不應隻想到當時王朝的霧靄沉沉，而應該看到，在廣袤中土的東南，尚有一位為了國家民族存亡而奮勇抗倭的英雄，正撥開那一隅上空的陰雲，為王朝打開了一片晴空。此人不用作他想，自然就是明史上最有名氣的抗倭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像
戚繼光一生最輝煌的時刻就在明世宗嘉靖年間。作為一個武將，他的輝煌代表國家的動亂。當時明朝的君臣正沉迷於關於“大禮”及其時間的鬥爭，而管理國家內部事務的朝臣們也渾渾噩噩。不巧的是，嘉靖皇帝一心隻顧著國家的大禮，卻忽視了百姓的安生，國家頻頻出現財政危機，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明朝此時的東南沿海遭受葡萄牙軍隊的侵襲，倭患也變得白熱化，雖然葡萄牙軍隊被趕走了，但是倭患情況卻絲毫沒有改善，國家此時正值內憂外患的窘境。
東南沿海的倭寇禍患並不是在明朝中期才出現，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經有了。但是明初國力強盛，重視海防設置，倭寇未能釀成大患。正統以後，隨著明朝政治的腐敗，海防鬆弛，倭寇禍害越來越嚴重。嘉靖年間，倭患已經一發不可收拾。而這一局麵造成的原因，一則在於世宗的昏聵以及寵臣嚴嵩庇護、縱容通倭官吏，打擊、陷害抗倭將領；二則嘉靖年間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相當發達，沿海一帶私人經營的海上貿易也十分活躍。那些海商大賈為了牟取暴利，不顧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販賣貨物，他們成群分黨，形成海上武裝走私集團，甚至亡命海外，勾結日本各島的倭寇，在沿海劫掠。
戚繼光作為一個水兵指揮官，不能扭轉整個國家的命運，他能管的也就隻有東南這一畝三分地不被外來民族欺負而已。繼承了父親的都指揮僉事職位，戚繼光被委任負責寧波、紹興、台州(今浙江臨海)三府。這時候他沒有受到嚴嵩等人的迫害，皆在於他受到與嚴嵩對立的權臣內閣宰相張居正的庇護。
戚繼光艦隊大福船
帶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滅倭誌向，戚繼光一到三地上任，就看到舊軍作戰能力極差，這樣的軍隊想打贏倭寇和奸商，那肯定是做夢。他認為當下最緊急的就是整頓水兵。
那時候東南沿海的百姓一直受著倭寇的掠奪之苦，曾經自發組織部隊抗倭，但是百姓畢竟不是軍人，無論在武器上還是體力上，都遠遠不及真正的兵。於是戚繼光將強壯的民眾組織起來，再加上原有的水兵，組成了新的隊伍——戚家軍。他針對明軍兵器裝備種類繁多、沿海地形多沼澤、倭寇小股分散的特點，創立攻防兼宜的“鴛鴦陣”，以12人為一隊，長短兵器迭用，刺衛兼顧，因敵因地變換陣形。
這一係列軍製改革後，一支全新的軍隊出現在浙東沿海戰場，抗倭形勢很快改觀。戚繼光不把數量有限的部隊分兵把口，而形成一個拳頭主動出擊，在台州九戰九捷。大感驚恐的日本海盜轉而竄擾福建、廣東沿海後，戚家軍也隨之南調。戚繼光根據倭寇在海邊遊動需要一些據點和島嶼作為巢穴的特點，也以主動攻擊為主，其中夜襲橫嶼島一仗殲敵2000人。
當時的明代將軍譚綸都忍不住發出感歎：“蓋自東南用兵以來，軍威未有如此之震，軍功未有如此之奇者。”
戚家軍在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轉戰10年，正像學者鬱達夫所說，戚繼光“拔劍光寒倭寇膽，撥雲手指天心月”。日本海盜隻要見到他，腿肚子就抽筋，頭皮就發麻，哪還敢再來搗亂。
利用作戰訓練間隙，戚繼光收集了水戰、陸戰的經驗，撰成《紀效新書》，闡述選兵、編伍、操練、出征等理論和方法。這部有關“海軍陸戰隊”的兵書，比之金庸筆下的《武穆遺書》，恐怕也毫不遜色。
可惜的是，這位勇猛無匹的抗倭名將，曾立於海岸發出“南北驅馳報主情，江花邊草笑生平；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這等豪言壯語的戚家軍之領導人，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隨著庇護他的張居正失勢而受到排擠，歸鄉而逝，結束了自己在史冊中的最後一筆。此後，明朝東南沿海再無名將守護，倭寇雖減，然而葡萄牙侵略者卻多次騷擾明國領土，久占澳門不還，最後澳門終落入外人手中，至此與國家分別了四百餘年。
《抗倭圖卷》
戚繼光的一生可以作為一個悲喜劇來觀看。他英勇抗倭，無限風光；可是他偏偏巴結張居正，缺了點操守。清代史學家張廷玉直口對他的評價便是：“繼光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俞大猷也是戚繼光時期的抗倭名將，較之戚繼光，這人雖然沒有前者勇猛，卻不屑於巴結權貴，但戚繼光卻無法免俗。黃仁宇也在《萬曆十五年》中明確地指出，戚繼光本是這個朝代最有才能的將領，其被劾罷官三年以後仍不能見諒於神宗萬曆，原因全在於他和張居正的關係過於密切。
但是，在萬曆一朝，想做一點事就不得不處理好與當權者的關係，若是不走些歪門邪道，就根本無立足之地。戚繼光數度遭遇彈劾，但都被張居正給壓下來，就連與戚繼光有隙的同僚，張居正也不動聲色地調開。他得以不受肘製大刀闊斧地整治軍備，多少有點膃肭臍的功勞。不過，隻要能保住大節，使用什麼方法和手段，都是其次。
戚繼光雖然死得很無趣，也很不幸，他的謝世也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榮哀，但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視，仍然大大超過了其他將領；他那抗倭的英勇氣勢，依舊浩然長存於曆史的煙波之中。
東溟有個海青天
應天（今南京）城內外，霧靄沉沉、風雨淒淒，空氣中彌漫著悲戚的哭聲，百裏而不絕。轉過街角，隻見那林立亭台樓閣的街道上，竟有眾多身著白衣喪服的百姓駐足抹淚。一問之下方才知道，原來是當地的父母官海瑞去世，今日正是出殯之日。
海瑞
海瑞的大半生都耽擱在嘉靖年間，他一生剛直不阿，執法公正，懲貪抑霸，整頓吏治，平反眾多冤案，被譽為“海青天”，亦稱“包公再世”。他生性剛烈不屈，且自號剛峰，曾說：“要想天下清明安定，一定要實行井田，不得已而為限田，又不得已而實行均稅，尚可存古人的遺意。”海瑞從做縣官直至巡撫，所到之處力行清丈，頒行一條鞭法，一心有利於百姓。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視百姓如子女的人，一生無子，死的時候沒有人為他送終，屍體竟隻是用葛布織成的幃帳包裹，陪葬品也就是破爛的竹器。若非當地的官員們湊錢為他置辦葬禮，他也便隨著草席而入土了。百姓們聽聞他死時竟如此淒涼，紛紛罷市。待他的衣冠行至街上，白衣冠送者夾道觀望，酹而哭者百裏不絕。
海瑞的一生正如他為自己立的號一般，剛利尖銳，任何高官都不怕得罪。他以廉潔和正直聞名於百姓之間，然這名聲卻被朝內的宦官稱為“傻名”。這等傻名倒也有些由來。
嘉靖皇帝朱厚璁自從以“禮”整頓國家沒整頓明白，便開始尋仙問道起來。這在海瑞眼裏當然是不務正業，他可不管皇帝樂不樂意，直接上書，痛陳厲害。文中直指嘉靖渾渾噩噩，相信道神，不務朝政，致使貪官汙吏橫行，百姓叫苦連天。
朱厚璁素來以專政有名，個性十足，為所欲為，從他十五歲開始，這個脾性就已經顯露，海瑞明明知道，卻仍是要勸諫一番，看來他已經做好吃勞煩的準備。果然，朱厚璁看了奏折大怒，本欲殺海瑞，想了想又覺得此人可以留，便將其下獄，聽候處置。海瑞下獄不到三個月，皇帝尚來不及處理他，就入了祖墳。不過，朱厚璁在死前對未來的明穆宗說，海瑞“是大明之利劍，唯有德者執之”，這臨死前回光返照的一句話拯救了海瑞。
海南島海口市海瑞墓
嘉靖皇帝駕崩的消息還沒有昭告天下，因此朝外並不知曉。提牢主事聽說了這個情況，認為海瑞不僅會被釋放而且會被任用，就辦了酒菜來款待海瑞。海瑞懷疑自己要被押赴西市斬首，便恣情吃喝，不管別的。主事卻附在他耳邊悄悄說：“皇帝已經死了，先生現在即將出獄受重用了。”海瑞說：“確實嗎？”主事點頭。哪知海瑞不但不高興，竟然悲痛大哭，把剛才吃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暈倒在地，一夜哭聲不斷。
因為得罪皇帝而入獄，險些被治死罪，海瑞竟還哭皇帝，他的忠倒是有些愚蠢。難怪明後期思想家李贄說他：“先生如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棟梁。”脾性如青草傲霜，不屈不撓、不畏不懼，這是好事，然則愚直卻叫他無法成為真正的棟梁。他始終固執自己的那套鞭法，不知道任何變通，不但得罪上司，就連身邊的親近同僚稍有差池，都不能被他所容。
朱厚璁死後，百姓迎來了穆宗隆慶皇帝，海瑞再次被起用，升任應天巡撫。自從他上疏痛罵皇帝，他的剛直不阿、不管不顧，大江南北都已經知曉。在上任的路上，應天十府的官員懼怕他，辭職的辭職，收斂的收斂。那些門麵是紅色的權貴之家，也都嚇得把門漆成黑色，以免被海瑞抓住把柄給辦了。就連曆來囂張跋扈的提督江南織造宦官，也都不敢乘八抬大轎出門，足見海瑞的威懾力。
海瑞一到任，便先處理當地的水災，通河道，發賑災米，撥銀兩給百姓；聞高官權貴欺壓百姓，他便狠狠地收拾了這些人一頓。他的鐵麵無私使百姓得益，自然就要大失官心，暗地裏被人拆台不在少數，終究還是被罷了官。這等倔強不屈，難怪萬曆初年張居正會說他過於偏執，不起用他。等到張居正死後，海瑞雖然再次官複原職，但已是七十二高齡，縱使有心卻也無力。
海瑞雕像
用“直”來形容海瑞的一生，是再恰當不過了。他敢言別人之所不敢言，是為“直”；因“直”而“忠”，忠君、忠國；而他也是個講道義之人，因為他愛民如子。然則，“直”、“忠”、“義”，卻也恰恰造成了他的悲劇命運。
他的“直”，令他得罪權貴與同僚，注定要被陷害；他的“忠”卻愚忠，落得個“傻名”；他因“義”而愛民如子，然而他卻忽略了自己的母親、妻子和子女，令自己的親人挨餓受凍，最終一一死去，致使自己到死也無人為他送終。海瑞的悲劇是時代促成的，也是他親手扼殺了自己的幸福。可即使如此，海瑞的正直清廉依然為後世官家之典範，看來他這倔強脾氣倒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