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朱建軍—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的女兒。最近聽爸爸說希望我來為這本書寫個後記—這就是這段文字你能夠讀到的原因—於是乎我就開始寫了。在此之前，爸爸還提出來一個要求：能不能把這本書的文案寫成“著名心理學家朱建軍給女兒的書”之類呢？我一開始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為什麼呢？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中二”少女，我一向對這種標題嗤之以鼻。一般情況下，就算是著名的心理學家，也不會選擇寫一本教育的書然後把它送給他的女兒的。這就像是“直男”給女朋友送禮物，不送玫瑰花，而是寫一本關於玫瑰花的書，然後把書送給女朋友一樣。與其送一本這樣的書，倒不如看看這本書，用實際的行動去告訴我們。與其送本關於玫瑰花的書，我更希望給我那朵玫瑰花。
再者，“著名心理學家”是個遙遠的稱呼。對我，對每個孩子而言，沒有什麼著名心理學家，沒有什麼著名什麼家，隻有“爸爸”和“媽媽”。著名的什麼什麼這個稱謂唯一改變的是，有時當我爸爸和我聊起天來，我一問“誰說的？”爸爸就會說，“哈！是著名的心理學家朱建軍說的！”從而巧妙地贏得這場辯論。
我作為一個正受著教育的孩子，還是很難總結什麼關於教育的理論的。說到我擅長的詩歌、寫作，這些幾年前出現的成果，我已經不想展示了，然而大人們還是期待著我的展示。這就牽引出一點教育的理論—不小心還是說了—一個人是會變的。但是嘛，我的爸爸，這個寫了一本教育書的人，還會在我十三歲時擔心我晚上從幾乎靠近小區五百米的餐廳走出來會迷路，或者被壞人抓走；還會在我糾結於理科文科的時候，告訴我如果太難就放棄好了。而那時，實際上，我最想聽到的答案是：“都學！咱們本科選個哲學，研究生再選個物理，想學什麼就學什麼好了。”其實我不喜歡別人，任何人，在我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談“放棄”。
在教育這個方麵呢，真的可以說，我爸爸是個“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他沒有犯什麼錯，也或許隻是作為教授的慣性，讓我偶爾覺得我們之間的代溝不僅僅是一條銀河。也或許是我作為他的“熊孩子”，正處在所謂叛逆的青春期，就是死活看父母不順眼的年紀。我爸爸作為我的爸爸的那一麵，確切地說，應該是緊張和焦慮得好像不知道作為一個爸爸應該做些什麼。他有時對很多事有明確的看法，很耐心和很包容（沒見過幾次他生氣）。有時又要我教他怎麼陪我玩，但是玩著玩著，又會讓我有些無語：經常是我們一起去馬場，我用三個小時騎完馬，打理馬，收拾馬房，而爸爸在沙發上癱倒三個小時；回來時，我精力充沛，爸爸的腦袋搖搖欲墜。
爸爸是個很有知識的人，他讀了很多書，也寫了很多書，比如說這本。但是他對我而言，還是那個幾乎每個“中二”少女都會有所體驗的，令人無奈又可愛的爸爸。
再再者就是，不要妄想在讀完這本書之後，馬上就變成教育專家，和家裏的熊孩子打成一片，從此再也不用擔心家庭教育。就算是爸爸那麼厲害的專家，也有被我各種嫌棄的時候呀。最重要的一直都是實踐，實踐，實踐是理論的基礎。不然腦袋裏什麼都明白了，可是什麼都不去付諸行動，隻能說是白讀了一本書。
作為一個在人類社會生物鏈最高層，也最底層的孩子而言，我或許現身說法，還是懂一些教育的。或者說，我目睹了好多教育的失敗和成功。對於很多公立學校體製中的學生來講，他們關注的主要教育問題還是“自由”“考試”。從我看到並理解的角度來說，有一部分學生成了典型的學霸人物；有一部分在默默地反對考試的製度，感到人生十二年用來應付考試隻為了考上好大學，是個很奇葩的學習方式；有一部分頭疼於怎麼讓自己成績提高，怎麼和自己、和父母，以及在自己和學校中找一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