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訴
與“醫鬧”相對應，指對醫療事故、糾紛尋求訴訟途徑解決。
由於“醫鬧”大多以已經或可能出現的醫療糾紛為必要條件，再加上長期以來醫院、醫生的社會形象不佳，醫療糾紛出現之後，患者或家屬的維權之路過於坎坷艱難，因此，“醫鬧”不但漸有市場，而且被部分群眾認為是無奈之下的“另類維權”。
首先，這種另類維權是對正常社會秩序和法製秩序的踐踏，是對醫患雙方正當權益的傷害。由於法律的缺席，醫患雙方的責任和權利無法界定和厘清，雙方均無法依靠法律賦予的權力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發生在社會秩序之內的糾紛卻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比狠”的手段了結。即使有部分患者和家屬因此得到了經濟上的好處，對社會秩序的維係和建設，也是巨大的傷害。
醫療糾紛是最難以清晰界定和解決的難題之一，全世界皆然，非中國所獨有。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醫療本身就是一項以失敗為終點的實踐過程，我們每個人一生都至少有一次，逃不脫在“失敗”的醫療過程中死去的宿命。正因為如此，圍繞醫療糾紛而發生的各種矛盾、衝突、訴訟，也成為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甚至成為困擾政府和法律的難題。在美國那樣律師業發達而公民“善訟”的國家，也有一批律師“找一些發生醫療糾紛和可能發生醫療事故的人……借這個名義，到法院（而非醫院）通過訴訟（而非鬧事）獲得經濟好處”，這就是醫訴。當然了，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也應該是另類的“醫鬧”，不過是以法律的名義、在法製的軌道上進行的合法“醫鬧”而已。
在美國的大量醫療糾紛訴訟中，即使存在部分濫訟以至幾近“醫鬧”，但它畢竟在法律的範圍內尋求裁判，尋找醫方的破綻，證實醫療事故的存在。即使由於興訟過濫而導致醫院、醫生疲於應對，他們畢竟還可以以法律和醫療科學為依據，在一種平衡的對峙中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而在中國式的非法“醫鬧”中，靜坐示威、衝擊騷擾，乃至陳屍脅迫等暴力或準暴力手段替代了正常的解決途徑。無論真相如何，醫方都失去了自己辯護的可能，以致任何一次以醫方讓步為代價的糾紛解決，都會成為更極端、更暴力的“醫鬧”的負麵榜樣。
因此，在中國的現狀下，堵住“醫鬧”之濁水，開辟“醫訴”之清流，還是解決醫患糾紛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