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中國有句古話：“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即說越困難的環境，越能磨煉人的意誌，增強人的才幹，對人的成長有著特殊的鍛煉價值。而一個人，隻要不怕困難，以積極的態度麵對困難，以無畏的精神迎難而上，困難就會成為磨煉人堅強性格的磨刀石，把人鍛煉得更加堅強、有韌性。
南懷瑾一生經曆了戰亂，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但他從未被困境困住，總是樂觀向上，積極對待艱難困苦。
南懷瑾認為，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是這樣的：事業未成，先嚐苦果；壯誌未酬，先遭失敗。可以說，艱難困苦與失敗常常跟人作對。但堅強意誌是克服困難的唯一法寶。像《論語》中說：“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就是說到了寒冷季節，才知道鬆柏是最後凋謝的。自然界中的竹、梅也具有鬆柏的意誌。古人稱鬆、竹、梅為“歲寒三友”，就是讚美它們經寒冬而不凋的品質，並借此讚美在艱難困苦中能經受各種考驗，不屈不撓，堅持奮鬥，戰勝各種逆境，努力去實現自己理想的人們。
其實，人生就要有歲寒鬆柏的精神，要有自強不息的堅韌，人的生命獎賞常常遠在旅途終點，而非起點附近。誰都不知道要走多少步才能達到目標，而踏上每一個新的征程的時候都可能遭遇失敗，但每一次的失敗，都會增加成功的機會。
古人說：“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煆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許多先賢先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終有萬變不窮之收獲。所以，事業成功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不斷戰勝失敗的過程。
曆史上被楚莊王拜為令尹的孫叔敖，具有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麵的卓越才能，然而他的仕途也並非一帆風順，他曾經幾起幾落，但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榮辱不放於心，有宰相風範。三國時神機妙算的諸葛亮，不僅有“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的敗跡，而且大敗仗打的也不少，尤其是他晚年全力以赴組織的六出祁山，也都以失敗而告終。但諸葛亮終能成為人傑龍鳳，取得大成就，與其不怕困難和不畏挫折大有關係。所以，欲成就大事業者，能否經受得住挫折和失敗的嚴峻考驗，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而缺乏決心和信心者常常淪為失敗的俘虜。
所以，世上之事，凡低的目標容易達到，而越高的目標實現的難度就越大，失敗的機會也自然就越多。艱難困苦也是一樣，人越怕，就越掙脫不開，相反，有克服困難的自信，人就會找出方法，直到走上光明之路。現今，很多人都渴望成為強者，但有些人能夠經受得住失敗的打擊、困難的壓力，有些人卻經受不住失敗的打擊、困難的出現；還有些人經過一陣子的奮鬥，遭到一次乃至幾次失敗後，或遇到困難，便偃旗息鼓、罷手不幹了，最終隻能和一事無成的弱者為伍。
人的堅強毅力並不是像苦行僧一樣單純來自忍受，而是首先來自心靈的明智和豁達。中國有句話：“勝敗乃兵家常事。”但這絕不單指“兵家”，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會存在或勝或敗兩種可能性，所以人要有“歲寒鬆柏”的精神，在行動前不能隻做成功的打算，不做失敗的準備，否則，會削弱對失敗的心理承受力，從而在失敗麵前變得更加脆弱。人要像鬆柏一樣，在生活中有“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的承受力。
北宋著名學者、政治家、軍事家範仲淹在童年時期就酷愛讀書，誌向遠大。由於家境清貧，上不起學，10歲時他隻能住在長山醴泉寺的僧房裏發憤苦讀，每天隻煮一小盆稀粥，待凝結後，用刀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再切幾根鹹菜，就著吃下去。這就是後世傳為佳話的“斷齏劃粥”的故事。
醴泉寺裏有個老火頭僧，很佩服範仲淹這種精神，時常稱讚他。但範仲淹卻說：“一個人如果不讀書，隻知飽食終日，貪圖安逸，那種生活是毫無意義的。”後來範仲淹為了開闊眼界、尋訪良師、增進學識，便風餐露宿，千裏迢迢來到北宋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進了著名的南都學舍。在學舍中，他晝夜苦讀，“未嚐解衣就枕”。在冬夜裏，讀得疲倦時，他就用冷水洗洗臉，讓頭腦清醒過來，繼續攻讀。
同學中，有一個是南都留守的兒子，看到範仲淹“忘我攻讀”，隻吃點粥，很是感動。回家對他父親講了這件事。南都留守感慨地說：“這是個有大誌、有出息的孩子。你拿些肴饌送給他吃吧。”過了幾天，南都留守的兒子發現範仲淹根本沒吃他送的食物，就問他原因。範仲淹答謝道：“我並非不領令尊的厚意，隻是多年吃粥，已成習慣，如貪此佳食，恐怕將來吃不得苦。”
範仲淹這種“不怕吃苦”的品格非常值得我們欽佩。人生不能缺少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和明確的目標，更不能缺少腳踏實地的奮鬥精神。即使生活上有諸多清苦，但隻要奮發圖強，成功就會屬於有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和明確的目標，並願意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人。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不經曆人生困苦的人，不在人生的風雨中曆練自己的人，不是敢於挑戰困難和經受挫折的人，這種人也提高不了自己海納百川的胸懷，最終也收獲不到更多的成就。
明末的文人談遷，為了彌補明朝無一部傳世編年史的缺憾，花了26年時間編撰，並六易其稿，終於編成了一部104卷500萬字的《國柵》。但不幸的是，編成的書稿卻被竊賊盜走了，受此打擊的談遷此時已經55歲，然而他矢誌不渝，憑其記憶又從頭做起，終於在60多歲時再次完成了這部巨著。
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早年就立下了“搜盡天下古文奇字之誌”的宏願，編纂《儉石錄》。後來，他節衣縮食，“雖處憂患困窮而誌不屈”，勤奮工作，“樂在聲色犬馬之上”，終於完成了我國這部有關金石學方麵的巨著。
清人洪亮吉十年“寒暑不輟”(不管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嚴酷的冬天，都沒有停下自己的努力)，終於成功寫出了多達20卷的皇皇巨著《春秋·左傳》。
清初的王夫之，隱居湘西，勤奮著述40載，著書324卷，成為曆史上最傑出的大學問家。
人的成長是一個不斷經受考驗的過程，這個過程有長有短，經受的考驗也各異，程度的輕重也不同，一個人，倘若沒有大的胸懷，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麵對艱難困苦的。因此，如何麵對人生中出現的各種艱難困苦，全在一個人的心態有多積極、多樂觀，態度有多堅強、多堅韌。其實每個人的成長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所以，不要看他人如何風光，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先天條件不夠好，如果你覺得自己能力、才華欠缺，那麼，從上述這些名人身上，找一找勇氣，然後鼓舞自己要麵對困難，思考解決困難的方法，最後助力自己走向成功。
守正容人，居功不自傲
南懷瑾從小浸淫中國傳統文化，他一生都提倡守正容人的中庸之道，認為人如果守正，具有包容、寬容的胸懷，持有中庸態度，就是擁有了一種非常良好的品德。中庸中的“中”，本是中正、中和、中行之意，“庸”是平常之意。在先秦時代以前，人們視“中”為一具體範疇，中、庸分用，中庸真正的連用，始於孔子。孔子不僅繼承了前任大家“中”的傳統思想，並把它升華為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處事為人方法，同時還提升了“庸”的思想理念，最終使“中庸”成為儒家思想的精華。
據考古學家考證，在已發現的甲骨文中，“中”字已經出現，但還未形成明確的價值觀，《尚書·大禹謨》已將“中”提升為重要的觀念。“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意思是思想要精誠專一，辦事要掌握中道，不得偏頗。後來孔子將中庸發展到集大成。他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準則，是至高無上的，人們行事為人應該具有這種美德。”至此，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典型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的內容用四個字概括就是“過猶不及”，即事情若做得過頭，就和不做是一樣的，是不合適的。《論語·先進》中有一段話記錄了學生子貢與孔子的對話。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孔子答：“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貢又問：“然則師愈與？”
孔子答：“過猶不及。”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子貢問：“子張與子夏二人誰更好一些呢？”
孔子說：“子張過分，子夏不足。”
子貢又問：“那麼是不是子張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過分和不足是一樣的。”
猶，是“同”的意思，“過猶不及”，即任何事“過了”和“達不到”都不好，隻有“正合適”“中庸”最好。
孔子認為為人處世、行動取舍中庸最好，否則會失度，人不可失度，失度便會出問題，出問題便會有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比如，人如果飲食無度、暴飲暴食或少飲少食，都會傷身；比如，人荒淫無度、貪婪無厭，就可能為自己招來麻煩，甚至招來殺身之禍；比如，玩笑無度，輕者會傷感情，重者會與人結怨。所以，孔子認為，持“有度”“中庸”的態度，會讓人們享受和諧的生活和空間。這就是他所說的“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之精華。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有關人的品質方麵也做了相關論述。在《論語·子路》中，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找不到言行中庸的人與他們交往，就隻好與激進、耿介的人交往了！而狂放的人銳意進取，耿介的人是不肯做壞事的。
在這裏，孔子按人的行為將人分為三種：狂、狷、中行。他認為狂者，有進取心，有較高的理想、抱負，自信，但偏激，言行不一定能一致。狷者，有所不為，謙虛謹慎，但沒有很高的理想、抱負，往往守節無為。而中行，是他提倡的持有“中庸”之道的人了。
按西方人格論來對照，“狂”接近“外向”型人格，“狷”接近“內向”型人格。但孔子認為，“狂”“狷”這兩種人格都不算完美，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也就是兼有“狂”“狷”兩者的優點而無它們的缺點。而“中行”的思想，是孔子中庸思想在人格理想上的最具體的體現。
按照孔子的中庸思想，所謂的君子就是：“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指的是內在品質，也就是“內在美”。文，指文雅，文采，也就是“外在美”。史，指的是虛華無實，多飾少實。孔子的意思是：質樸多於文采就顯得粗野，文采多於質樸就顯得虛浮。隻有文采和質樸相宜，才算得上是個真正的君子。
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孔子也始終堅持中庸的原則。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意思是：喜歡一個人時恨不得叫他長命百歲，一旦厭惡他又恨不得叫他馬上就死。既想要他長壽，又想要他短命，這就是迷惑了。這都不可取。孔子認識到人的情感是容易衝動的。所以，他認為，在處理人際關係時，任何人都需要抑製感情，掌握分寸，不可意氣用事，尤其不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樣才合乎“中庸之道”。
孔子以自己的行為處事體現著中庸的原則，成為中庸思想執行的典範。具備中庸思想的人，是要有一定胸懷的，否則極端、不能忍讓，都達不到“中庸”的高度。在《論語·述而》中記述孔子平日待人的態度，有：“子溫而曆，威而不猛，泰而安。”即態度溫和又嚴厲，有威嚴但不凶猛，極恭敬麵容又安詳，這形象刻畫了孔子待人時中庸的形象，是其執行中庸時的生動寫照。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將中庸提高到一種至高的德行，但同時他又認為中庸也是人很平常的品德，因為平常，所以是人人可實踐的，因為至高，於是又難以真正執行。孟子在評價孔子時說：“仲尼不為己甚者。”即是說孔子從來不做很過分的事，他嚴格按中庸思想處世為人。
孔子有弟子三千，但他隻稱讚顏回的為人，認為顏回做到了真正的中庸，尤其是能在各種思潮中保持中庸的態度。
到了老子，他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內涵與孔子中庸理論基本是一致的。老子認為無為而治是統治者無所作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那麼，什麼是無為呢？無為即遵循自然的法則而不妄為。老子認為，按照“無為”治理天下，萬事萬物就會自我化育、政治清明、人民和諧。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強調的“無為”，實際上也是“有為”；而且不僅是“有為”，甚至是“有大為”。
無為而治，是老子“道家學所”的主體。老子認為，無為不是不為，是不妄為；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統治者不能貪、不能爭奪、不能占有。老子的思想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那時，天下大亂，諸侯混戰，統治者橫征暴斂，胡作非為，老百姓在饑餓和死亡的邊緣線上掙紮，民不聊生。老子懷著對統治者的憎恨和對人民的同情，針對統治者的“肆意妄為”而提出“無為”的主張，讓統治者收斂強作妄為，貪求無厭，肆意放縱，違背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欺壓百姓的種種作為。老子認為統治者“有為”的禍害非常嚴重，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百姓饑寒交迫，是因為統治者的苛捐雜稅太多。老百姓的災難不斷，是因為統治者妄自作為，違背自然規律導致。）
此外，老子還對當時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過著越來越奢侈的生活提出批判，他說：“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乎。”這幾句話，道盡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人間不平！形象地刻畫出統治者侵公肥私，過著豪華的生活，穿的是名貴服裝，帶的是寶刀利劍，山珍海味都吃厭了，錢財貨物堆積如山，而百姓卻田園荒蕪、倉庫空虛、家無隔夜之糧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老子看在眼裏，怎麼能不感歎呢？無怪乎他要氣憤地罵一句：“是謂盜乎（這簡直就是強盜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