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至深的是他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長達百萬言，他從1936年開譯，到1939年譯畢，花費三年功夫。50年代初，他竟又花費近兩年時間重譯這部名著!
人們常把寫作笑稱為“爬格子”。像傅雷這樣把百萬字譯作推倒重譯，重“爬”一百萬個“格子”，談何容易!那是在稿紙上進行的一次艱辛的長征，何況當時他正肺病複發，體力不支!
1985年6月在北京舉辦的“傅雷家書墨跡展”，展出了傅雷所譯巴爾紮克《都爾的本堂神甫》原稿。傅雷三易其稿，三部手稿一起展出。透過那一頁頁端端正正的墨跡，觀眾們如晤其人--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圖14)
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傅雷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吱，吱，”他常常在困倦時在煙鬥裏裝上板煙。在他的寬大的寫字台上，煙灰缸總是放在右前方，而硯台則放在左前方，中間放著印著“疾風迅雨樓”字樣的直行稿紙，左邊是法文原著，右邊是法漢辭典。他總是這樣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陣”，長年累月地筆耕。
他寫作嚴謹，事事嚴謹。
他家的熱水瓶，把手一律朝右，垂手可取。倒光了，空瓶放到“排尾”。灌開水時，從“排尾”灌起。
他家的日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張。一天，夫人忽然順手撕了一張。傅雷看見了，趕緊用漿糊把撕下來的那張貼上。他說:“等會兒保姆再來撕一張，日期就不對了。”
他愛攝影。在黃山為了拍攝輕盈瀟灑、如煙如絲的晨霧，他一大早就拿著照相機尋景求勝去了。回到上海，自己動手放大照片。他自備天平，自配顯影劑、定影劑，稱藥時絲毫不差--盡管稍多稍少無傷大局，但是他嚴格地按配方辦事。
他曾在1953年春偕夫人和柯靈等同遊天台山。山上夜寒，唯他帶了毛線衣。登山時力乏腹饑，他打開白瓷口杯裏的豬油黑棗請客--早在半個月前，他就讓夫人把一層豬油、一層黑棗鋪好，用慢火天天蒸，蒸得又酥又爛，作為自製旅遊點心。
盡管傅雷常給人“嚴肅有餘”的印象，就連拍照也難得露出笑容，其實他也有活潑、天真、幽默的時候。
劉抗先生的一段回憶，令人捧腹:
“我新婚之夜，他乘我們酒樓宴席未散，先行潛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煙灰缸裏，把襯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掛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繡枕下……令人啼笑皆非。”
就在他上了年紀、成了大翻譯家之後，童心仍未泯滅。
有一次，上海江蘇路傅宅響起了敲門聲:
“啥事體?”傅太太隔門相問。
“傅先生勒拉屋裏廂?”門外有人用上海話問道。
傅太太開門，哈哈，站在門外的不是別人，乃是傅雷也!傅太太高聲大笑。她是非常愛笑的人。傅雷也相視而笑。
原來，傅雷在書房裏寫作倦了，信步踱到門口，看看信箱裏有沒有郵件，他忽然靈機一動，即興演出了一幕“喜劇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