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蔣介石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的每一著棋都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他也沒有想到，他的部隊這麼不扛打，僅用了十幾天的工夫，劉鄧大軍所到之處，大纛飄飄，橫掃千軍如卷席，把蔣介石打得稀裏嘩啦：
蔣介石損失了一個戰區長官部、三個軍、七個師外帶一個縱隊，總計三萬餘人，戰區副司令長官一個起義、一個被活捉。
蔣介石崇尚武力，但是在共產黨麵前，蔣介石的武力卻從來也不奏效，這讓蔣介石覺得非常無奈，也覺得非常窩囊，非常沒有麵子。他隻好再一次軟下來，使用他的緩兵之計。
1946年1月10日，國民黨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商定的停止軍事衝突的協議公布，確定1月13日午夜生效。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同時下達停戰令。蔣介石又一次乖乖地回到了談判桌前，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會上，蔣介石宣布四項諾言：保證人民自由，各政黨一律平等，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釋放政治犯。[15]政治協商會議於31日勝利閉幕。
連天的戰火暫時熄滅，神州大地出現了少有的平靜。
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人士為了為了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釋放多年鬱積在心中的苦悶，享受和平給人們帶來的自由和快樂，上午九點半在校場口廣場舉行了慶祝集會。但是，蔣介石的手下似乎看到人民高興自己就不舒服，所以國民黨的頑固派蓄意破壞群眾的集會，指使大批特務擾亂會場，甚至打傷了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和主席團成員郭沫若、馬寅初、施複亮，大會中的記者、工作人員、群眾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製造了轟動全國的“校場口血案”。
消息傳到延安之後，延安各界人士非常憤慨，2月19日，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柯仲平、艾思奇等二十多人聯名致電，慰問“校場口血案”中被打傷的諸位先生。1946年3月22日，黃齊生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代表延安各界，毅然奔赴重慶，慰問在“校場口事件”中被毆打的同誌。
當時，國共兩黨的關係處於非常微妙的時期，共產黨方麵不便派出中共方麵的領導人來重慶慰問，而黃齊生雖然是無黨派人士，但是他的內心是傾向共產黨的，而且他的外甥是中共駐重慶方麵的重要代表，所以方便和各界人士取得聯係。
他和重慶的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帶來了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帶來了延安人民的問候，鼓舞了人們的鬥誌和士氣，使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策略在重慶後方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和宣傳，而讓國民黨得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口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46年4月6日，在即將返回延安的時候，黃齊生到郭沫若在重慶天官府4號的家中辭行。黃齊生和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先生再一次進行了親切的會麵。
後來，郭沫若在自己所寫的《民主運動中的二三事》裏還專門談到過這件事：“（黃齊生）特別代表著延安各界來慰勞二月十日校場口事件的各位受傷者。事畢返延，於其離渝之前二日的四月六日，還到我天官府四號的寓所來辭行，那時他為我寫出了他那首詞，是為和亞子而作”[16]那時侯，黃齊生和郭沫若已經是老朋友了。
1944年9月12日，柳亞子從桂林逃難到重慶，11月11日，郭沫若曾經在重慶天官府7號文化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地組織晚會，歡迎柳亞子的到來，可以說，那天的聚會是重慶文化界的一個盛會，當天周恩來恰好從延安飛到重慶，王若飛也在場，黃齊生也適逢其盛。周恩來向大家是也開始高升起來，由過去的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而榮升為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專員，又兼任《時事與政治》雜誌社社長。
六、唐圭璋與易君左的周旋
唐圭璋的打算是這樣的：謝絕易君左的命令，但是又要不讓易君左看出其中的隱情。所以唐圭璋在寫信的時候措辭是比較講究的。他在信中委婉地寫道：
君左仁兄：
前在校時曾奉六月十六日手書，囑為《中國之詞》一文，本擬勉應遵命，奈係務（師範學院國文係歸並中文係）及新生考試事先後縈心，遂致不獲稍握管，有負雅望，慨歉奚如。
今小休此間，如可寬假時日，當及此補過也。
匆複，並頌著安弟唐圭璋頓首八月四日土橋清華中學周光年先生轉，月底則返中大。[23]盡管唐圭璋措辭委婉，但是，易君左還是從中嗅出了其中的味道，他敏銳地感覺到了唐圭璋的立場。結果，唐圭璋雖然十二分地小心，他還是得罪了當局，很快他中央大學的職務被無情地、無來由地解聘了，丟掉了自己的飯碗。在此之後的四五年中，唐圭璋一直處於失業狀態，生活拮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