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德環顧著這裏破破爛爛的景象，背著手，皺著眉頭，對《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和自己的姐姐大加訓斥，並且給予警告，說：“你們竟然發表毛澤東的詠雪詞，簡直是為共產黨‘張目’，向共產黨投降。”畢竟麵對的是自己的小舅子，畢竟《新民報》的董事長是中央社的社長，畢竟《新民報》的背後有一大串國民黨的要員，畢竟鄧友德也不是幹幹淨淨的。所以陳銘德也沒有把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
他調侃地說：“蔣委員長對毛澤東都以上賓相待，報紙發表一首詩，有什麼不可以！難道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這話別人是不敢說的，但是姐夫和小舅子說這樣的話就另當別論了。而且這種“抬杠”的話還真讓人無法回答。你蔣介石可以裝蒜，我們也可以裝蒜。
聽了陳銘德的話，鄧友德一愣，要說的一肚子話竟然一下子都被噎了回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無奈地搖搖頭，也就不再和自己的姐夫說官話了。他來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房間裏，私下裏當著自己的姐姐鄧季惺無奈地向陳銘德訴苦，他倒裝起了孫子：“老兄！你們倒好玩，我們的日子不好過呀！”他最後隻好對他們說：“你要想辦法對‘毛詞’進行批評，挽回影響。”陳銘德看著小舅子著急的樣子，隻好應付他說：“好，好，我們一定想辦法挽回影響。”中央通訊社的社長、《新民報》的董事長肖同茲從陳銘德那裏知道了鄧友德來警告過，心情也不禁沉重起來，非常害怕。一是怕蔣介石罵他，擼他的官，二是怕沒有了董事長的頭銜，少了一份“夜草”。他對陳銘德說：“看來，我恐怕幹不下去了。”陳銘德心裏有底，他拍拍董事長，安慰地說：“沒有那麼嚴重吧，隻要不封了我們，該怎麼幹，我們還得怎麼幹。”陳銘德的話不假，他們並沒有被國民黨嚇倒，他也沒給他小舅子留太大的麵子，後來在圍繞《沁園春·雪》而展開的正反兩方麵的鬥爭中，《新民報》晚刊又相繼登載了不少進步的作品。所謂的“挽回影響”不過是應付當時時局的托詞而已。
四、幕後的精心策劃
20世紀80年代，台灣一位叫孟絕子的政論家，當時是台南神學院的教授，他在1984年出版的《狗頭.狗頭.狗頭稅》一書中說起了這段120往事，在談到《沁園春·雪》在重慶引起軒然大波的時候，毫不留情麵地說：“可惜，國民黨黨徒雖多，但多的隻是會抓人、關人、殺人、撈錢的特務貪官，是隻會寫寫黨八股的腐孺酸丁級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學者。結果一直到逃離大陸時，國民黨連一首‘毛澤東級’的《沁園春》都沒有寫出來。”[8]原來，國民黨當局在對《新民報》進行了一通恐嚇之後，中央宣傳部經過進一步的策劃和布置，開始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進行文化“圍剿”。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指使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直接召開會議，通知各地、各級黨部，要求會吟詩作詞者，每人都以《沁園春》為詞牌，寫幾首詞，準備從中選出幾首在意境、氣勢和文筆方麵能超過毛澤東的作品，在報上發表，希望將毛澤東的磅礴氣勢比下去。國民黨鴉鳴蟬噪的一出大戲就這樣在蔣介石的總導演之下，在陳布雷這個執行導演的直接領導下緊鑼密鼓地開場了。
可是，征集上來的詞作雖多，奈何均為平庸之作，盡管後來他們又在南京、重慶、上海拉來了幾位“高手”湊數，終因成績平平，作品拿不出手。
國民黨的不自量力，正如陳毅後來在《斥國民黨禦用文人》詞中所說的那樣：“燕處危巢，鴻飛寥廓，方寸嶺樓怎比高？”不比不甘心，“比”又自取其辱，最後，國民黨終於不得不使出他們慣用的無賴招數——造謠，說毛澤東是“草寇”、“不學無術”，他的《沁園春·雪》是柳亞子代筆等雲雲。
隻然而這謠言，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早巳不攻自破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原來香港的著名學者黃霈也是個“好事者”，他也喜歡較真，竟然專門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進行過嚴密的考證。
黃霈以擅長寫歌詞而名世，詞學功底深厚，此人長期居停香港，為人正派，立場也公允。1993年，他對毛詞與柳詞進行了反複的比較，最後認為柳亞子的和詞“氣魄氣韻，思想意境都大大不及毛澤東原詞”，因而他斷言：“毛澤東詞，不可能由柳亞子代筆，柳亞子寫不出毛的氣魄，盡管柳先生自己的確自視甚高。”這真是一件發人深省的文字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