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黃苗子是國民黨財政部的簡任秘書。抗戰開始之後，特別是到重慶之後，黃苗子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為共產黨提供過很多幫助，黃苗子曾經這樣回憶：
我是1937年或1938年在廣州認識鄧穎超的，那時國共合作開始，鄧大姐到廣州，吳鐵成是廣東省主席，我是他的隨從秘書。吳派我去接鄧到他的官邸會麵，這是第一次會麵。以後在《救亡日報》的聚會中，還見過。1940年我在重慶，也在中蘇文化協會和她見麵，那時吳鐵成已經擔任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兼任香港國民黨總支部主任委員，經常在香港。我是由他派到重慶當部長室的總幹事，替他在重慶擔任聯絡的。1941年皖南事變，海外部秘書長童行白（CC係）把國民黨中央決定取消八路軍辦事處的五條計劃向吳彙報，電報交我用密碼發香港。我當天曾把這些情況，向鄧大姐麵談。記得鄧大姐很誠懇地說：“我們共產黨對幫助過我們的人，是不會忘記的。”我聽了很感動。[6]毛澤東到重慶的時候，還專門會見過這個黃苗子呢。當時是八路軍辦事處的錢之光引見的，後來黃苗子回憶這次與毛澤東的談話：
坐下來閑聊半天，談起讀書。他問重慶有什麼新出的好書。我說起最近正在讀周穀城的《中國通史簡編》，他說了一句周也是三十年前的老熟人。我又提到周書中論及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遊資侵入中國市場，從經濟上掠奪中國人民的血汗，這種現象，在抗戰勝利以後，是否抵抗得住？他順口就答：
“那就要看全國人民大眾答應不答應了。”我當時心想，中國人民絕大多數是無知的，這話似乎是不太現實。他接著說：“中國的問題很多，其實不止外國經濟侵略這個問題，但根本還是要看人民能否當家作主，權掌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決。”（大意）我這才覺得他的話有道理（但又覺得事情似乎很渺茫）。然後，我們又談了些戰後財經問題，約坐了二十多分鍾，老錢進來招呼吃飯。[7]等到吃飯的時候，黃苗子才發現，夏衍、喬冠華、許滌新等一大批人都在毛澤東這裏。飯桌就擺在大客廳左角上。毛澤東很客氣地讓黃苗子坐主位，但黃苗子不肯，最後黃苗子坐在了毛澤東的身邊，好聽毛澤東講話。吃飯時夏衍提到前些時江青來重慶的時候曾經到過黃苗子家去看鬱風，這時毛澤東才弄清楚黃祖耀就是黃苗子，恍然大悟地說：“啊，原來你是黃苗子！”原來江青和黃苗子的妻子鬱風早在上海時期就是婦女俱樂部的成員，她們於1937年在上海分手。大約在毛澤東來重慶之前，江青到重慶治療牙疾，曾專門到黃苗子家看望鬱風。而且，從毛澤東的話裏我們也聽得出來，江青和毛澤東也說過這個黃苗子，隻是江青說這個黃苗子的時候，說的是黃祖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