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社論的清樣上隻寫了“不看了”三個字。
可是，毛澤東一直記著“反冒進”這筆賬，一直記著那篇違反他的意旨的《人民日報》社論。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
這個小組由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五人組成，以陳雲為組長。
終於，在“反右派運動”的高潮中，在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點名批判“反冒進”。用他的話來說，這叫“反反冒進”！
毛澤東逐漸加大了他的“反反冒進”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南寧會議”。“南寧會議”的主題，便是“反反冒進”，亦即批判右傾保守。
會議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
毛澤東約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會，陳雲稱病，沒有去南寧。
會議期間，毛澤東很稱讚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即《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一報告，是當時擔任柯慶施政治秘書的張春橋起草的。毛澤東號召：“大家都要學習柯老。”其實，當時柯慶施不過56歲而已，毛澤東已尊稱他為“柯老”了！其中的原因，是因為“柯老”很注意看風向，“緊跟”毛澤東，所以很得毛澤東喜歡。
在南寧，1月16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拿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隻得答：“寫不出來。”
毛澤東便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此言，使周恩來好尷尬！
當時，曾出現一個重要的動向，毛澤東有意讓柯慶施取代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
毛澤東說出這話，表明他的“反反冒進”是衝著周恩來而來的。
劉少奇連忙打圓場，作了解釋，說毛澤東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的幾個同誌”。
不言而喻，“管經濟的幾個同誌”，也就是指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那五個人，亦即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
於是，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了壓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覺，吃安眠藥。
不過，在1月17日晚，當毛澤東約“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談話時，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打開天窗說亮話，說“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誌的”。
這樣，毛澤東才把他的“反反冒進”的“底牌”透露了出來，即“主要是對陳雲同誌的”，當然也包括周恩來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離右派隻差“50米”
此後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根據“南寧會議”的精神發表社論，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麵大躍進”的口號。
社論指出：“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麵臨著一個全麵大躍進的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翌日，《人民日報》又發社論《鼓起幹勁，力爭上遊》，明確指出：“名為反冒進，實為反躍進。”
這一句話，點出了毛澤東“反反冒進”的實質。因為毛澤東當時正要發動“大躍進”，而“反冒進”實為“反躍進”，毛澤東怎可不反？
毛澤東非常欣賞“躍進”一詞，他在見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首次出現“躍進”一詞時，曾在一封信中這麼寫道：
（發明“躍進”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予發明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後來，毛澤東在給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雲出席會議，不得不在會議上作檢查。
據周恩來當時的秘書範若愚回憶，周恩來也要在會上作檢查。周恩來知道，他正麵臨著柯慶施可能取代他的局麵。
周恩來顯得心情很沉重，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檢查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這份檢查要印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
範若愚記得，當周恩來向他口授檢查之際：
陳雲同誌給他打來電話。陳雲同誌講的什麼，我隻聽到一兩句。周恩來同誌講的話，我當然聽清了。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鍾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就在周恩來寫檢查的時候，陳雲也在寫檢查。兩人都在違心地寫檢查，所以陳雲的電話使周恩來久久地說不出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