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政務院共設4位副總理，即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陳雲（後來，在1952年8月，增設了一位副總理，即鄧小平）。
在4位副總理之中，陳雲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這樣，陳雲正式以“經濟專家”的形象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陳雲還被任命為重工業部部長，隻是由於陳雲工作過分忙碌，自1950年1月起由何長工任重工業部代部長。陳雲於1950年4月不再兼任重工業部部長，政務院任命李富春為重工業部部長。
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9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確定，中央財經委員會是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機構。
1949年6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召開的中共黨政機關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人士會議上宣布，陳雲、薄一波負責籌備中央財經委員會。
1949年7月1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正式成立，陳雲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辦公地點在北平城東的孚王府。就在這一天，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會議。
在陳雲主管全國的財經工作之際，麵臨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取得了極大的勝利，而戰爭使經濟陷於大亂之中。陳雲所要接收的，不再是一座沈陽，而是整個中國大陸。那時的中國大陸，經過8年抗戰，又經過國共決戰，成了一個“爛攤子”。要想收拾好這個“爛攤子”，並非易事。
當時，國民黨政府由於要與中國共產黨決戰，不能不支付巨額作戰費用，而支付的方法之一是大量發行鈔票，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再則，1949年夏季全國又遭遇大水災，使糧食產量下降。
“據後來統計，1949年糧食產量比抗日戰爭前下降25%；工業中生產資料生產下降53%，消費資料生產下降50%。工農業生產一片凋零。”
對於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誰都不懷疑；然而，人們卻在懷疑：“共產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
毛澤東也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便指出敵人正在等待著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的失敗：
黨的28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隻不過是像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冷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陳雲在1949年5月到了北平之後，花了兩個多月，對中國當時的經濟情況作了了解。他和朱德、劉少奇一起，研究了恢複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廠礦生產問題。
陳雲深深意識到，經濟正處於困難之中。他對這一困難進行了分析。
陳雲指出，這種困難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統治的結果”，而“我們不得不承受這樣一份遺產”。所以，既要承認“目前全國財政經濟在困難中”，同時更要看到“這是勝利中的困難”。“困難隻是暫時的”，“隻要工人階級和政府一致起來想辦法，困難是一定能夠戰勝的”。
當時全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穩定上海的經濟。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在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是中國經濟命脈之所在。不法資本家趁上海處於新舊交替的混亂時期，囤積居奇，上海物價如同脫韁的野馬，難以控製，人心浮動。
上海是陳雲的家鄉，他熟悉這裏的十裏洋場，知道上海這個海很深，暗潮洶湧，必須花大氣力治理。整頓中國的經濟，首先要從上海下手。1949年7月12日陳雲剛在北京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一個星期之後——7月19日——便啟程奔赴上海。
1949年8月8日，陳雲在上海召開了財經會議，對經濟上的困難作出了這樣的估計：
目前全國財政經濟在困難中，尤其是南線更困難。這是勝利中的困難。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困難，要靠軍事上的徹底勝利。
陳雲還指出：
解放戰爭還在廣大地區進行。作戰費和600多萬脫產人員的費用，很大部分是依靠發行鈔票來解決的。到7月底，人民幣的發行總額為2800億元。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個工業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難很大。但是，應該看到，這種情況會逐漸改變。今冬明春如無特殊情況，全國除台灣、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解放區的人口將達到44000多萬。要預見到這種情況。我們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難，而且要從全國範圍來考慮財經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