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夜裏行軍，白天休息，路過“奉星社”的每一個交通站時，並不住在站內，而是住在野外的“馬架子”下。所謂“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麵用樹枝偽裝，他們擠在裏麵睡覺。“奉星社”的人給他們送來吃的，即紅米、山芋、南瓜和苦菜。隻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裏，誰是交通員，站與站之間、交通員與交通員之間，沒有橫的聯係。這是一條極其機密的交通線，不是重要人物，不走這條線……
卓雄記得，當曆盡艱險，終於到達“蘇區”時，陳雲往地上一躺，伸開手腳，呈“大”字形。陳雲大聲笑了起來，說道：“總算到‘家’了！”
在瑞金進入中共領導核心
陳雲來到了江西“紅都”瑞金，住了下來。
瑞金這地方，據雲在1000多年前盛產黃金。古語道：“人以金為瑞。”於是，便得名“瑞金”。
其實，瑞金是江西東南部一座貧困的小縣城。
1931年8月，鄧小平和他的前妻金維映來到瑞金，鄧小平出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
1931年11月7日（這天是蘇聯十月革命節），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這裏宣告成立，建都瑞金，改瑞金為“瑞京”。
自從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遷來瑞金之後，便與原本在這裏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合並，稱“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總負責。這個“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陳雲到了瑞金，仍負責工會工作，在瑞金縣沙洲壩鄉胡嶺背村的全國總工會，和劉少奇一起辦公。
陳雲細細閱讀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這部勞動法是1931年11月製定的。陳雲發現，這部勞動法雖然是想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謀利益，但是有許多地方照搬蘇聯的一些做法，完全脫離了江西蘇區的實際情況。例如：
工人們實行8小時工作製（這在當時是“超前”的），青工們甚至隻工作6小時。星期天發雙薪，工人參軍前要預支服役工資……
為此，陳雲於1933年4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上發表了《蘇區工人的經濟鬥爭》一文。陳雲以為，這是一種“左”的錯誤，他寫道：“這種‘左’的錯誤，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積極性，相反的，隻能發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確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陳雲來到福建省長汀縣城，考察那裏的工人運動。
陳雲還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18期上，發表《怎樣訂立勞動合同》和《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兩篇文章，對江西蘇區的工會工作談了自己的意見。
就在陳雲到達江西“蘇區”不久，那裏形勢日益嚴峻。1933年10月，蔣介石采取“步步為營”的新戰略，對江西“蘇區”發動強大的第五次“圍剿”。在中共黨內，博古掌握大權，加緊排斥毛澤東。鄧小平這時受到點名批判，即所謂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籍軍事顧問李德到達瑞金。從此，博古把軍事指揮權交給這位實行“左傾”軍事路線的“洋高參”。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紅都瑞金舉行。會議的基調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這“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就是指毛澤東。
在這次會議上，陳雲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陳雲、王明、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為：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凱豐。
陳雲還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王明、張國燾。
此外，據錢聽濤《他們，完成了一次曆史的轉折——從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組成人員考析》（原載《上海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獻，項英是否進入了常委，尚待考證。
關於陳雲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常委一事，陳雲本人曾持否定的態度。
陳雲在1982年12月28日所寫《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中幾個問題的答複》中說：
（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
為什麼在有的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誌的回憶中會出現書記處書記、常委的名稱呢？我想，這是由於當時中央雖然沒有正式設書記處、常委，但有一個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而這個核心的名稱又不那麼固定，不那麼嚴格的緣故。
但是，在陳雲去世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訃告》中卻寫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
為什麼《訃告》所述與陳雲所憶不一致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證：
經中央檔案館李雲龍查閱了許多文件、電報和會議記錄，發現：六屆五中全會時開始正式成立書記處。當時一切組織問題是請共產國際決定的，因此五中全會召開前曾擬出政治局、書記處名單，向共產國際請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張聞天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記錄為證，還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發給共產國際的一份電報及1933年12月12日共產國際對此電的複電，均提到成立書記處。這是可靠的原始檔案。至於陳雲所以會產生以上回憶，我認為是由於當時黨內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問題並未召開書記處（常委會）會議討論，特別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時間內。如召開六屆五中全會這樣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就未讓參加會議的準備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員、僅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擔任軍事顧問的李德卻在1933年9月到達瑞金後就取得了中央軍事指揮上的決定權。所以陳雲記憶中未有書記處（常委會）。五中全會成立的書記處，其職權相當於過去的常委會，而且兩種名稱常常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