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的戰爭打的已經不僅僅是戰場上的對抗，軍隊的戰鬥力當然是必需的，但是更多需要依賴於國家的生產力，也就是戰場消耗的及時補充，小到子彈和軍服，大到炮彈和戰車、飛機、戰艦等等。戰爭對國力的要求是嚴峻且殘酷的，短暫的勝利往往經不起消磨，整個戰爭的過程其實就是拚消耗的結果，國力不如人哪怕戰場上的軍隊再怎麼驍勇善戰也有後力不濟的那麼一天。
與英國、法國和美國相反，德意誌第三帝國在和平時期就已經為戰爭做好了全麵準備。因此在整個戰爭的前半個時期，她根本不用在經濟方麵做什麼特別的努力或動員，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轉變工作。隻有在閃電戰失敗、不得不對軍事資源實行全麵動員之後，德意誌第三帝國的“戰爭經濟”時期才真正開始。 而從眼前的現狀來看，“閃擊戰”的成功讓整體的經濟有了一個緩衝期，不得不說是一個好的現象。
一個國家戰時的經濟政策、經濟計劃與其技術成就有密切的關係。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意誌第二帝國就首次試圖發展與戰略需求相適應的經濟控製手段。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湊合起來的，並沒有一個整體的計劃。由於這些經濟控製手段決定了每一個工業部門得到的原料和資源的數量，所以這些相關的控製部門就取得了對整個經濟進行組織、分配和操縱的重要權力。在第三帝國成立之後，其重整軍備政策是在考慮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之後製定出來的，因此能夠比一戰時期更加完善地及時完成經濟生產向戰爭方麵轉變的計劃。
《凡爾賽條約》的簽署不是停戰，它是一個休戰期，20年的休戰足夠準備很多東西。一個全體上下皆是抱著“複仇”思想的工業強國是可怕的，更加可怕的是他們不但思想上沒有忘記“複仇”的信念還付之行動，這樣的國家不但是瘋狂且是難以戰勝的。
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忘記別人強加的恥辱，那麼這個國家已經沒有救了；如果這個國家不但忘記他人強加的恥辱還能夠去討好仇人，那麼不是善於忍耐等待時機就是沒心沒肺。
一個民族的性格決定了所遭遇的一切，民族不斷不斷地被征服，甚至於拿“征服者”的曆史來進行炫耀，那麼是可悲的。
德意誌從來沒有忘記過去的仇恨和新被加上的恥辱，《凡爾賽條約》的簽署給予他們複仇的動力，試想抱著複仇而在努力振作的人可不可怕？個人尚且可怕何況是一個國家！這個渴望複仇的國家，她有著一群希望用戰爭手段解決恩怨的高層，可以說是幸運也是不幸。當然，成功者和失敗者的待遇從來都沒有相同過。
“由於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資產（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區）在1933年到1939年之間隻能負責軍費開支的三分之二，所以為了擔負如此龐大的開支，就必須建立起新的財政程序和財政製度。”西門子並沒有難堪，他說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實情，“我們為了不讓公眾看到政府為了重整軍備而負擔著巨額的債務，發行了一種‘冶金研究所證券’。而這也是經過政府和‘軍工委員會’同意的策略。”
“冶金研究所”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機構，它的資本由各主要軍火生產廠家提供（既軍工聯盟）。政府用這種證券償付軍火購置費用，而在德意誌銀行的擔保下，這種證券交到軍火生產商手中後將不兌現，或盡量把兌現期延後，利息由政府支付。這就相當於德意誌銀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筆規模巨大的信貸。在1937—1938財政年度快結束時，已經發行的冶金研究所證券麵值達120億帝國馬克，到戰爭爆發時實際兌現的隻有15億帝國馬克。到了1939年，軍火生產商手中到期兌現的冶金研究所證券由不付利息的國庫券代替現金支付。這樣，可以說是以徐陽為頭子，整個政府控製了德意誌銀行和國內的全部信貸權。
“阿道夫-希特勒執政的初期，製造軍火的原料和農產品都發生過短缺情況，軍隊的汽油儲備也即將耗盡。這種物資短缺是德意誌對外貿易麵臨的苛刻條件造成的。”西門子說到阿道夫-希特勒時出現過短暫的尷尬，事實上如果說斯達克是針對阿道夫-希特勒陰謀的受益者，那麼他們這些軍工龍頭就是最直接的策劃人。他當然知道現在不是回憶的好時機，定了定神繼續：“而且政府既要照顧到軍費開支，又要滿足民間的經濟需求，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國內規定了最高工資限額，國家得以從全國歲入中抽調更多的錢，才得以償還了日益增加的公眾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