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觀察鑒別法。如何觀察一個人？我國著名思想家孟子曾提出了對人才的幾種觀察方法。其一，孝悌觀察法。“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為仁義哉？”即在家孝順父母，出外尊敬長輩，恪守先王禮法道義，用以培養後代學者，此為仁義之士。其二，好善觀察法。“好善優於天下……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裏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即喜歡聽取善言，必將占據優勢於天下，四海之人必將千裏而來告之以善言；如果不喜歡聽取善言，則讒諛小人必將蜂擁而至。其三，愛物觀察法。“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君子應愛惜萬物，有了這種品性，就能由物及人，親親而仁民，將國家治理好。其四，觀目觀察法。“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則眸子吒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瘐哉？”觀察一個人最好是觀察一個人的眼睛。眼睛藏不住人的邪惡。心地正直，則眼睛明亮無邪；心地不正，則眼睛黯然失色。孟子的察人思想雖然帶有濃重的封建禮教色彩，但其細致入微的察人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般來說，對人的觀察認識都有一個由淺入深的漸進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分三個階段。一是描述階段，通過初步接觸觀察，即能描述觀察對象的外貌特征、興趣愛好以及文化程度、社會地位、工作情況等。二是預測階段，即進一步了解觀察對象的思想感情、思維特征、性格特點、為人處世的態度等。這個階段不但能準確描述一個人，而且能預測一個人的行為。三是解釋階段，即進一步對一個人的生活經曆、性格成因、行為的動機及心理基礎等了解與認識。在這個階段不但能預測一個人的行為，而且能解釋其行為的動機以及性格基礎和心理基礎。因此，觀察一個人，必須正確掌握觀察的深度，尤其是對一個未知的“生人”，更不可盲目下結論，而應如孟子所說，通過若幹方麵的認真考察，才能獲得準確的了解。
其二，設事考察法。即在對考察對象初步了解的基礎上，有計劃地安排考察對象完成某些任務或從事某些事務，以檢驗其才德，加深對其認識。對於這種方法的重要作用，韓非曾做過精辟的論述。韓非曰：“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藏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途，則藏獲不疑駑良。”即單看鍛造刀劍用的錫和冶鑄時的顏色，就是鑄劍的能手區治也不能決定這劍的好壞；如在水中能砍鵠和雁，在陸上能斬斷馬足，就是一般人也不會懷疑這劍是鋒利還是鈍拙了。撥開馬口，看看牙齒，端詳馬的外表形狀，就是伯樂也不能決定馬的優劣；讓馬套上車輛拉著車奔跑，直看到它跑到終點，那麼就是一般人也不會懷疑這馬的優劣。
設事考察法，在我國用人史上早有記載。《呂氏春秋卷三·論人》中提出的“八觀六驗”中的“六驗”的具體考核方法，即是設事考察法的具體化。“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春秋戰國時，趙國國王趙簡子也曾經為選擇王位繼承人用過此法。趙簡子寫了一篇訓詞，並將訓詞分別寫在兩塊竹簡上，叫兩個兒子各執一塊，並要熟記訓詞內容。三年以後，趙簡子將大兒子伯魯叫到身邊，要他背誦訓詞，可伯魯一個字也背不出來；叫他把竹簡拿出來看一看，伯魯說早就丟失了。趙王心雖不樂，但並未麵斥。接著趙簡子又把二兒子無恤叫來，叫他背誦訓詞，無恤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背了出來，後問他竹簡在哪裏，無恤立即從袖中取出，並恭恭敬敬地奉呈趙王。趙簡子心雖高興，但並未麵獎。通過這次考驗，趙簡子了解了兩個兒子的做事態度，認為老二能嚴守父訓，聽從教導，做事認真，勤謹有禮，便確立無恤為他的繼承人。
設事考察法，根據不同的考察對象可以設置不同的考察內容，也可以根據不同的工作需要設置不同的考察內容。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即對於君子不可以用小事情考驗他，卻可以讓君子接受重大任務來接受考驗；而對於小人，不可以讓他接受重大任務，卻可以用小事情考驗他。孔子侈談“君子”、“小人”，固然有其狹隘性，但就其不同考察對象安排不同的考驗內容卻不失其高明之處。
當然，就實踐考察這一點來講，不一定都得采用“設事”的方法，也可采用“因事”考察的方法，即通過日常各人從事的各項工作以及各人所處不同環境觀察其態度、品質和能力。這方麵，清朝林則徐曾經總結出“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餓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的寶貴經驗。唐朝魏征也在其名篇《論禦臣之術》中給予了精辟的總結：“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林、魏所提出的這些精辟總結加上雍正皇帝的那些親身實踐，正是“因事”考察人才的成功經驗所在。
2．識人在先，善用在後
領導者如果被類似的假象所迷惑，就容易看錯人、用錯人，“草螢為火，荷露為珠”，而遺棄和傷害了真正的賢能之人。識人之難，就難在不辨假象上麵。正如三國時代的人才學家劉劭在《人物誌》中指出的那樣：人才不被重用，不是因為其無才，隻為用才者常被諸多表麵現象所迷惑，進而不識不用。春秋時代的卞和兩次獻玉給楚王，皆被認為以假欺君，先後被砍去了雙腳。相反，白石卻往往被人當做至寶，真是“白石如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
雍正帝向以猜疑忌刻、寡恩薄情著稱，懲治政敵、朋黨也確實異常殘酷。但他對於持有不同政策見解、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也不是一律無情打擊，隻要與政治鬥爭或朋黨沒有聯係，也能照舊信任使用，而且有的還破格提拔，加意保護，這也成為雍正執政期間識人用人的一個亮點。
雍正元年（1723年）春，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了一個條陳，請求雍正帝“益弘寬容之量，永息兵爭之端，使內泯疑懼而外患挽輸”。他說：皇上“銳意勵精，悉心揆務，事事皆煩聖慮，亦恐過勞聖躬，伏願心默運於萬機，而外則靜以鎮之，智先覺乎眾情，而外則寬以容之。鎮之以靜，綜其大體而庶務自理；容之以寬，泯其疑懼而上下相安”。又說：“西陲用兵徒恃吾力之有餘，而不察夫勢之未可……夫兵聞拙速，未睹巧久，欲取勝當思製敵之遭，欲持久當思足餉之方，未有萬裏轉粟，十年屯兵，不見敵而徒費者也。據臣愚見，莫若大兵盡撤而嚴備內地，且易前轍而觀彼向背……西師既罷，國用自充，利源可清，而捐納可停也。”這個條陳的內容，也就是史書所稱之“嘉淦上疏陳三事：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在奪位鬥爭餘波尚未平息的情勢下，要求新君“弘寬容之量”、“親骨肉”，以“泯其疑懼而上下相安”，這無疑是逆鱗犯諱的事。果然，雍正帝看後大怒，寫了“粗率”、“不好”的批示，並把“寬以容之，鎮之以靜”、“容之以寬，泯其疑懼”、“益弘寬容之量”、“內泯疑懼”等句加了朱筆圈點，召入在廷諸大臣，叫他們閱看，並厲聲責問道：“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左都禦史朱軾慢慢地回答說：“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雍正帝沉思良久，也情不自禁地大笑道：“朕亦且服其膽。”不僅未加怪罪，還於四月命其任順天鄉試分校，議敘擢升國子監司業。此後，孫嘉淦屢上條陳，雍正帝曾論理九卿：“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每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僅不加怒，反而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為法。”雍正五年（1727年），孫嘉淦以國子監祭酒出任順天學政期間，因經費問題與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發生爭執，雍正帝完全支持孫嘉淦，指責宜兆熊說：“孫嘉淦斷非騷擾地方圖利之輩，爾等何不量情至此！”並說：“孫嘉淦正人端士也，用心作成他。”不久，即用孫嘉淦為順天府尹、工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