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其父常保本是不知名的副都統，和珅少年時貧窮而無所依恃，至乾隆中葉，還不過是八旗官學學生，隻中過秀才。以這樣的基礎，和珅要出人頭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乾隆三十四年和珅卻沾了祖上的光，開始擺脫困境。他的高祖尼雅哈那有軍功，所以他在父親死後承襲了三等輕車都尉之爵。這一世爵給和珅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收入。三等輕車都尉的歲俸為銀160兩，米180石，和珅有了這筆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了。但這還不是主要的，這一世爵給和珅在政治上帶來了更大的好處，為他提供了一條接近萬歲爺的便捷之徑。因為他的高祖是開國功臣，其後人就有可能隨侍帝君，因此和珅襲三等輕車都尉不久，便於乾隆三十七年間任三等侍衛，其職責是協助侍衛處扈從皇帝。
乾隆四十年是和珅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在這一年，和珅巧逢機緣，得見天顏，奏對稱旨，甚中上意，從此便攀龍附鳳，飛黃騰達。
一日，乾隆帝大駕將出，倉促間黃龍傘蓋沒有準備好，乾隆帝發了脾氣，喝問道：“是誰之過？”皇帝發怒，非同小可，一時間，各官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而和珅卻用《論語》中句子應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聲音洪亮，口齒清晰，語言幹脆。
乾隆皇帝不禁一怔，循聲望去，隻見說話人儀態俊雅，氣質非凡，乾隆不僅更為驚異，歎道：“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知是官學學生，雖然學曆不高，但畢竟乃讀書人出身，這在侍衛中也屬鳳毛麟角了。乾隆皇帝一向重視文化，尤重四書五經，對一些讀過四書五經的滿族生員，當然更加另眼相看。所以一路上便向和珅問起四書五經的內容來。這和珅原本不學無術，可對四書五經倒稍能記憶，居然“奏對頗能稱旨”。至此，和珅進一步引起了乾隆帝的好感，遂派其總管儀仗，升為侍衛。從此和珅官運亨通，扶搖直上。一次偶然的機遇，便為和珅鋪平了升遷之路。
耐人尋味的是，和珅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第一聲叫喊，便是整人之語。倉促間一時未能找到黃龍傘蓋，這本來是小事一樁，然而和珅卻小題大做，以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指責起“典守者”來。“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一語雙關，它不僅是對“典守者”的指控，也有自薦其能的含義。
4．對症下藥，送上一頂最管用的“高帽子”
送高帽子不嫌多，但這隻說對了一半。這樣做是在進行一種人情鋪墊，在為求人辦事埋設伏筆，所以說才可能“終得馬騎”。但是使用這一厚黑求人術還有一情況需要特別注意，即在關鍵時刻對症下藥地送上一頂真正管用的“高帽子”，可以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唐貞觀八年劍南道巡查大使李大亮出巡，發現一個叫李義府的人才學出眾，於是舉薦其才，對策中第，補為門下典儀，由此，李義府便躋身於朝廷。在此期間，又得到黃門侍郎劉洎和侍禦史馬周的賞識，此二人又合力向唐太宗舉薦。唐太宗召見他，令他當場以“詠鳥”為題，賦詩一首。李義府脫口吟道：“日裏揚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如許樹，願借一枝棲。”李義府的《詠鳥》詩充分流露出他想做朝官的急切心情。唐太宗聽後頗愛其才，便說：“與卿全樹，何止一枝！”授予他監察禦史，並侍晉王李治。晉王立為太子，他又被授予太子舍人。因其文采不凡，與太子司儀郎來濟被時人並稱為“來李”。李義府曾寫《承華箴》上獻，文中規勸太子：“勿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還說：“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
看來，李義府正是一個厚黑大師，自己本就是一個佞邪之輩，卻能大義凜然地發表一篇宏論，這正是在自己的“黑心”上蒙一層仁義道德的做法。太子將此箴上奏，太宗很欣賞，下詔賜予李義府帛四十匹，並令其參與撰寫《晉書》。其實這是一種最高明的“捧”，因為這裏隱藏著這樣一種邏輯：我是一個正人君子，主子非常敬重我這樣的正人君子，那麼，主子的德行修養自然也很高了。
太子李治繼帝位，李義府升為中書舍人。後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李義府的青雲直上，頗引起朝臣們的注意，特別是他由劉洎、馬周舉薦而來，又與許敬宗等相勾結，李義府的這番作為引起了長孫無忌的極大反感，長孫無忌便奏請高宗貶李義府到壁州做司馬。詔令尚未下達，李義府已有所聞，急忙向中書舍人王德儉尋求應對的辦法。王德儉是許敬宗的外甥，其貌不揚，詭計多端，善揣人意。他向李義府獻計說：“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後，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
於是，李義府馬上行動，當王德儉在中書省值宿時，李義府代替王德儉值夜，立即上表高宗，謊稱立武昭儀為皇後是眾望所歸，請廢王皇後，立武昭儀為後，高宗聞後正合心意，馬上召見了李義府，不僅賜給他寶珠一鬥，還將原來貶斥他到壁州的詔令停止不發，留居原職。武昭儀也秘密派人向他表示感謝。不久，李義府與許敬宗、崔義玄、袁公輸等人成為武昭儀的心腹。是年七月，李義府又超升為中書侍郎；十月，王皇後廢為庶人，立武昭儀為皇後；十一月，李義府又自中書侍郎拜為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並賜爵廣平縣男。
向皇上奏報“立武昭儀為皇後是眾望所歸”，這頂“高帽子”送得正是時候，真是一條妙計得逞，立即青雲直上。
5．哄好之後再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