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發表數量和發表頻次，隻能說明楊銳的水平遠遠高於jmc的需求，以至於楊銳的論文寄過去，就會得到優先處理。
在歐美頂級大學，有這種待遇的學者還是很多的，比如著名的哈佛教授，或者知名的劍橋教授，他們要送一篇論文到《jmc》，也就是打個電話約時間的事，專門的審稿都沒有意義，最低的底線是，哈佛的著名教授就是發表一篇錯誤的論文，也比一名普通學者的正經論文有價值。
這就像是商品免檢一樣，當一名學者的自我要求遠超於期刊社的要求的時候，期刊社再去以規章製度卡人，那就是將學者往外趕了。
全世界的期刊不知幾千幾萬種，生物學方麵有名的也有幾十上百種，是一片殘酷競爭的領域，學者中的大拿，是有相當的特權的。
田兵清楚的知道，楊銳就擁有想發就發的特權。
“論文的署名……怎麼算？”田兵隻剩下這一個需要關心的問題了。
不用楊銳說明，許正平即道：“如果數據和經費來自其他科研組爭取的課題，在其他科研組未完全參與的情況下，你們並列第一作者，你的名字可以放在前麵，如果其他科研組參與了，其他科研組的名字放在前麵。另外，通訊作者永遠是楊銳，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田兵連連點頭。
要說起來，這樣的條件算不上寬鬆，但實驗室的潛規則就是如此，哪怕老板什麼都沒做，老板的名字依舊得是通訊作者，除非資金全部來自於你申請的課題。
不說80年代，和裁軍一樣大裁減的科研經費有多難申請，就是到了連年提高的21世紀，能直接從國家乃至於學校申請到經費的學者都不多。
即使是30年後，普通大學的教授，每年能夠申請到的經費都不一定有10萬元人民幣，而十萬元的經費，在一瓶試劑動輒數千元的時代，又能做得了多少研究？
國家科研經費的大頭，永遠是給了排名在前的學者和教授們了，那些每年擁有數千萬乃至上億元經費的院士或者長江學者，其名下的實驗樓往往都不止一個，而他們申請到的經費，自然是要分撥給旗下的學者們。
後者的回饋，除了通訊作者的名頭以外，也不能再多了。
80年代的條件更糟糕，獲取資金的渠道更有限，科研老板的條件自然更苛刻。
楊銳隻要一個通訊作者，至多一個並列第一作者的名頭，實在是優惠萬分了。
田兵也不是第一天做科研了，對此不僅渾不在意，更是有些感激。
事實上，如果要衝著jmc去，就是楊銳不想寫自己的名字，田兵也有可能將之寫上去。原因很簡單，這樣更容易發表。
若是純為利益考慮的話，頭上多一個通訊作者，或者多一名並列第一作者，並不會影響到學界對田兵的評價。
楊銳見田兵同意，這時候才切入進來，和田兵聊起了限製性內切酶的種種研究，確認田兵有能力完成這個課題。
結果自然是皆大歡喜。
身為小牛一頭，隻是循規蹈矩的做科研，對田兵來說，是再簡單不過了。
許正平也悄然放心下來，在楊銳確認後，伸手道：“歡迎加入離子通道實驗室。我建議你先到實驗室裏來工作，調職手續的話，我們稍後一起給你們辦。”
“一起辦？你們還招人了？”
“當然，離子通道實驗室早就策劃擴建了。”許正平比楊銳還要有信心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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