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遂輕車簡從來上任，安撫百姓，與民休息，鼓勵農民墾田種桑，規定農民每戶種一株榆樹、一百棵茭白、五十棵蔥、一畦韭菜、養兩口母豬、五隻雞。對於那些心存戒備，依然持刀帶劍的人，他勸道：“為什麼不把劍賣了去買頭牛，務點正業?”經過幾年治理，渤海一帶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溫飽有餘，龔遂名聲大振。
於是，漢宣帝宣召他還朝，他有一個屬吏王先生，請求隨他一同去長安，說：“我對你會有好處的!”其他屬吏卻不同意，說：“這個人，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又好說大話，還是別帶去為好!”
龔遂說：“他想去就讓他去吧!”到了長安後，這位王先生還是終日沉溺在醉鄉之中，也不見龔遂。可有一天，當他聽說皇帝要召見龔遂時，便對看門人說：“請將我的主人叫到我這兒來，我有話要對他說!”一副醉漢狂徒的模樣，龔遂也不計較，還真來了。王先生問：“天子如果問大人如何治理渤海，大人當如何回答?”
龔遂說：“我就說任用賢才，使人各盡其能，嚴格執法，賞罰分明。”
這位王先生連連擺頭道：“不好，不好!這麼說豈不是自誇其功嗎?請大人這麼回答：‘這不是小臣的功勞，而是天子的神靈威武所感化!”
龔遂接受了他的建議，按他的話回答了漢宣帝，宣帝果然十分高興，便將龔遂留在身邊，加官進爵。
我們常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人前低頭，說低頭的話也是這樣，必須正確分析情勢，準確判斷何種情況下低頭話是必不可少的，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6。別把不是當理說
——說錯話後及時認錯的說話技巧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做錯事情之後，去向人低聲道歉固然必要，但有時僅靠一句“對不起”是不足以獲得諒解的。以黛博拉的事件為例。有一次黛博拉在同事談話時稱其上司是“機器人”，結果被上司知悉。於是黛博拉給上司寫了一張紙條，約他抽空談一談，上司同意了。“顯而易見，我用的那個詞絕無其他用意，我現在備感悔恨。”黛博拉向上司解釋說，“我之所以用‘機器人’之類的字眼，隻不過是想開個玩笑，我感到上司對我們有些疏遠、麻木，因此，‘機器人’三個字隻不過是描述我這種感情的一種簡短方式。”上司為黛博拉合情合理的解釋和自我批評的態度而深受感動，他甚至當即表態，說要努力善解人意，做個通情達理的人。
通過這種方式，黛博拉幫助上司做到了平心靜氣，並順利地解決了他們之間的感情危機。
誠然，推卸責任是我們找借口辯解的一種方式，然而，問題不在於我們要找借口辯解，而在於我們辯解時不能太直率、太生硬。
終止，偃旗息鼓，這是自己在論戰中不慎失誤，造成明顯不利形勢時，采取的一種暫時退卻的策略，以便振作精神，調整戰術再戰。
任何人在論戰中都難免失誤，任何一方都可能遇到強勁的對手，若一方稍有不慎，就會被強敵抓住把柄擊中要害。此時既不能強辯，也不可狡辯，否則將失敗得更慘。為了終止已造成的失誤，最好裝聾作啞，不予理會。雄辯大師伍吉爾說：“我以多次陷入相似境地的同仁身份，讓我冒昧地向同事提出勸告，最好的撤退方法就是一心一意地撤退。”
曆史上和現實中許多能說會道的名人，在辯論失利時仍死守自己的城堡，因而慘敗的情形不乏其例。比如1976年10月6日，在美國福特總統和卡特共同參加的、為總統選舉而舉辦的第二次辯論會上，福特對《紐約日報》記者馬克斯·佛朗肯關於波蘭問題的質問，作了“波蘭並未受蘇聯控製”的回答，並說“蘇聯強權控製東歐的事實並不存在”。這一發言屬明顯的失誤，當時遭到記者的立即反駁。但反駁之初佛朗肯的語氣還比較委婉，意圖給福特以訂正的機會。他說：“問這件事我覺得不好意思，但是您的意思難道在肯定蘇聯沒把東歐控製為其附庸國?也就是說，蘇聯沒有憑軍事力量壓製東歐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