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為開創西來寺作為歐美弘法的基礎，一批年輕力壯，具有潛力的徒眾陸續來到美國從事開山工作，沒想到一些弟子卻在背後說：“師父把自己最喜歡的徒弟都送去美國了。”後來西來寺落成，常住又派一批老成持重，修養深厚的弟子前往度眾，不料這些人又說：“師父現在把最不喜歡的弟子派去美國了。”乍聞斯語，實感無奈，手心手背都是肉，到底誰是我最喜歡的？誰是我最不喜歡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直到現在，不平之聲消失無蹤，原來喜歡與不喜歡都是人的問題罷了。因為心有高下，所以人就有不同的層次。隻要所行所作是公正公平，時日一久，自然令人服氣，何必計較人的一時短見呢？
記得數年前的一個清晨，我陪母親散步，來到西來寺左下坡時，我掏出鑰匙打開鐵門，和母親解釋：“這個側門是通往西來寺的近路。”母親卻說：“正門？側門？‘上等人’是迎上門，‘中等人’是‘人’待‘人’，‘下等人’是求不成。哪有什麼近路？”的確，具足慈悲智慧，肯主動為“人”服務，自然會被眾人擁戴為“人上之人”；心懷分別，急功近利，既無慈悲，又無智慧，當然就隻有淪為“人下之人”了。
還有一次，我宣講《金剛經》，下台之後，我問母親講得好不好。母親回答：“你說的‘無我相’，我能夠理解，但做人如果‘無人相’，我不明白，一個人心中沒有‘別人’，如何在社會上安身立命呢？”不識字的母親總是語出驚人，讓我的弟子都歎服不已，我想這是因為她平日喜歡為左鄰右舍排難解紛，所以能如此通達人情世故吧。而我從小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下，也習以為常地為人設想，直至今日，為了不擾人清淨，入夜之後，就是再好看的電視節目，我也不看；為了不讓信徒失望，我一定信守承諾，即使病痛重創，也未曾毀約。平時，我進出關門開門，必定輕手輕腳，不令出聲，以免驚擾別人；我在用水的時候，不敢讓自來水發出聲響，惟恐驚吵別人；說話，總想讓對方聽了歡喜；做事，也盡量讓大家知道後同意。
為了讓老有所養，幼有所安，我辦理養老育幼等慈善事業；為了協助島外華人安住各地，我成立台灣中華學校、鬆鶴學苑；為了方便信徒世界參訪，我囑令各別分院增加接機、送機服務。甚至為了提升信眾層次，我在全球各地成立佛光會，讓大眾有更多的學習機會。佛陀示教利喜，一切都是為了眾生，所以，我們不是為了“人”，還有什麼佛事可做呢？
一九九二年，我到美國主持丹佛佛光協會成立大會時，任職會長的謝典豐先生致辭時說道：“過去我是一個工程師，每天與鋼筋、水泥、機器、馬達為伍，不僅生活枯燥無味，而且日複一日為‘事’忙碌，在思想上得不到共鳴，使我經常感到孤單寂寞。自從籌組丹佛佛光協會之後，我天天在為‘人’而忙碌，雖然在過程中有喜怒哀樂，有順逆毀譽，但是在生活中有聲音，有回響，在修行上有反省，有進步，讓我變得有慈悲，有智慧，做事更穩健，更成熟，我現在感到人生充滿了無限的意義。”這一番話可說道盡了“人學的重要”。
二十多年前，我擔任佛光山佛教學院院長時，目睹少數學生初來乍到，一時俗情未泯，想要下山看看白雪溜冰團，卻又礙於院規不準，心中七上八下，我為了成全他，就找個借口，派他到市區購買文具，放他半天假，這個學生去過以後，就能夠安住在學業上，精進奮發，再也不想下山去了。沙彌學園的小孩年幼愛玩，糾察老師常常依照大陸叢林的方法，罰他們跪香拜佛，我連忙阻止，教老師罰搗蛋的沙彌睡覺，不準他們隨眾參加早晚課誦。這個辦法實施半年之後，搗蛋的沙彌們看到別的同學們可以上殿課誦，自己卻不能參加，了解睡覺是一種處罰，拜佛是一種光榮的事，漸漸生起慚愧之心，一個個都變得自動自發，認真勤奮。後來，老師們都佩服我的教育方法，其實我沒有上過師範學校，也不曾修過教育學分，隻是懂得一點“人性”罷了。
我覺得不論是教人或是處人，都必須先維持對方的尊嚴，所謂“知性者同居”，“人”，活在尊重裏，對於貪欲深的人，我們要給他多一點物質；對於嗔心重的人，我們要給他多一點讚美；對於愚癡的人，我們要原諒他的不明事理；對於忤慢的人，我們要更加謙虛相待；對於疑心多的人，我們要講清楚，說明白，讓他增加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