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行海峽兩岸學術會議，我應邀和學者們座談，席中一位教授說，目前中國大陸有一批學者專門研究“人學”，他就是其中之一。我聞言愣然，民眾們逐漸覺醒“物”以外還有“人”的存在，“人”才是世間最重要的學問。我告訴與會人士，光是在表麵上研究“人”還是不夠的，必須還要研究“心”，因為人是色與心和合所成，必須將物質與精神調和，才能徹底將“人”做好。人學的重要，誠然不虛。
記得小時候，外婆送我到私塾上課，第一天老師隻教我一個“人”字，此後把“人”做好成為我一生的目標。所以我先從孝順長輩上做起，為了孤苦的母親，我將平日的零用錢、過年的壓歲錢節省下來，給母親買點心回家，讓兒女們的歡笑聲衝淡母親內心之慟。年過六十，我與分離四十載的母親晤麵之後，便設法迎養孝敬，晨昏定省，並效法老萊子彩衣娛親的精神，承歡膝下。甚至我愛屋及烏，盡量為舅父、兄弟姊妹解決問題，使得大家和諧安樂，好讓母親安心。
十二歲出家時，師父誌開上人送我到佛學院念書，我進一步了解心是萬法之源，學做“人”必定先要調心。由於體會到心中有“人”，為“人”著想是做“人”的先決條件。所以，為了讓師父歡喜、放心，我精進奮發，力爭上遊；為了讓擔任住持的師兄在寺裏專心管理寺務，我經常下山走上百裏路程作經懺佛事，來往於土匪出沒的村落之間，並且自願在春節前夕挨家挨戶募化道糧。在隆冬之際，我將僅有的一件棉襖送給同窗宏度，又把難得的一件長衫讓給好友煮雲，我深深感受到“人”與“人”之間若能相親相愛，宇宙何其寬廣。
來到台灣，信徒日增，為了他人的需要，我可以說是日日為人辛苦，日日為人忙碌。朋友一通來訪的電話，我倚門遙望，掃榻以待；信徒們有喪葬佛事，我在忙碌之中，超速開車，及時與會，拈香說法；承諾的結婚喜事，即使在偏遠的鄉下，在淋漓的雨天，我也穿梭於雷電交加的羊腸小徑，設法到達，為其祝福盟證，甚至日後還要關心他們生兒育女問題。像蔡固議居士一家三代，都是我為他們取的名字；郭本雲的五個兒女，李一平的三個童稚，我代為養育多年，後來幹脆擴改為育幼院，專門收養一些龍的傳人。在人群大眾中為別人奔波辛勞，我一點也不覺得苦，因為我從“人”的身上，學習到謙和忍耐、慈悲包容的美德。
一個年輕的弟子曾經和我說：“一般人到年老的時候像一個排球，兒女們都推來推去，不願照顧，但師父卻像一個橄欖球，天下的兒女都喜歡過來擁抱你。”我想這是因為我很注重“人”際之間的尊重和諧的緣故吧。平常我們都知道晴天時要準備雨傘，春夏時要積穀防冬，“人”，也不能短視近利，而必須在平日培養善緣，為永恒的未來著想。我一生秉持“你大我小，你好我壞，你有我無，你樂我苦”的原則處世待“人”，再怎麼吃虧，也不輕易破壞“人情”，結果我給別人歡喜，別人也張開雙臂，對我表示歡迎。
有時候信徒以為我會看地理風水，就問我這塊福地好不好。我一向提倡“處處是好地”，因此都說：“好。”並且不斷祝福他吉祥如意，一直等到他平安順利，才把心上的石頭放下。有時候信徒有婚嫁喜慶，問我這個日子好不好，我一向主張“日日是好日”，所以都說：“好。”心中祝福他良辰吉日諸事順遂，但仍然等到獲悉他們感情和睦，家庭幸福，自己也才安心。“人”是重要的，“人”之性，在有所得。雖說多付出一些關心，但能保持深厚的情誼，自覺還是收獲良多。
對於千餘名出家弟子，從實質上的給予到精神上的啟發，從硬件的建設到製度的擬定，從生活的教育到思想的開拓，從個別的開導到大眾的普參……我都竭盡所能，苦口婆心。雨是普潤大地，惟樹有大小之分，滋潤的程度就有不同；同樣的，法是一味平等，因“人”的智愚有優劣之別，接受的多寡也就有所差別。像有些弟子並不要我關懷，一心隻想奉獻常住，服務“人”群，他們假以時日，將成為佛門的龍象，教界的棟梁；但有些弟子既要別人關懷，而自己一點也不幫助“別人”，隻想自了，平靜安度一生；有些弟子隻希望“別人”對他好，自己卻不願付出；更有些弟子隻會嫌棄“別人”，即使對他再好，他也不知足滿意，他們盡管才能優越，但由於個性使然，無法做到“人”和，想其前途也就大受限製。